2015年5月13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曾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提议各国领导人访问广岛和长崎。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在未来访问广岛和长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向记者反问：“日本领导人什么时候到中国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参观？”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来到南京，重新走近那段震惊人类史的悲惨时光，是为祭奠，是为铭记，是为警醒，更是为那句等待了78年仍迟迟未至的道歉。

　　人间的地狱

　　“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当我们初入南京，新街口商圈林立，夫子庙游人如织，秦淮河华灯初上，游船点点，一派都市繁华盛景。一个甲子的时光，六朝古都似乎恢复了元气，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78年前这里曾发生了超出人类想象的罪行，这里曾经倒下手无寸铁的同胞。

　　南京大屠杀，5个用30万亡灵血泪铸成的字眼，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难以泯灭的伤痛。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略南京，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对无辜的中国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了长达6个多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超过30万的南京平民和中国战俘横尸于日本人的战刀和枪刺下。南京城“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多年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估计，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南京有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还有专家估计这一数字超过35万。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这一队伍可以从南京绵延到杭州，总距离长达200英里左右。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日军残害中国人的手段更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他们将中国人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甚至进行斩首比赛。2万~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

　　澳大利亚随军记者Harold John Timpe Rely 说：眼下的南京，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间地狱。”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写道，“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就是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

　　幸存者的证言

　　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有一些人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幸存下来，但曾经目睹的死亡，遭遇的伤痛，却令他们在70余年后，仍折磨着他们。

　　张秀红，90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937年的冬天，年仅12岁的张秀红被日本兵轮奸。如今，她的左手食指留有日军刺刀的伤疤，下身因被鬼子撕裂，以致于留下了终身残疾。因为下身有缺陷，她生儿子时生了三天三夜，差点死掉。一到下雨天，她的左腿和胯骨也因为鬼子伤害，坐站时间稍长就酸疼。而终身挥之不去的羞辱感更是比全身的伤痛更大的折磨。在70年的时间里，她的床是绝对的“禁区”，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她会找各种借口拒绝接受访谈，不愿启齿那段伤痛的记忆。直至她的丈夫过世后，在各界的鼓励下，她才有勇气站出来，揭露日军的暴行：

　　那年（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的沙洲圩双闸那一带。为了躲避日本兵，父母带着妹妹逃走了，我和爷爷留下来了。日本兵烧了我家的房子，没办法，我和爷爷只好“跑反”，日夜住在田头，带了点米做饭，做好装到口袋里，饿了吃一点，听说日本兵到处杀人，也不敢回家。

　　躲了10多天，爷爷就带我回家，看到周围全是尸体。日本兵到处抓女娃，没办法，好多女娃用锅底灰涂脸，有的人家就把女娃藏在草堆里。日本兵来了，就用刺刀一下一下地刺。有的女娃被刺伤，疼得受不了跑了出来，被日本兵追上抓住，扔到草堆上点火烧。好多女娃被烧死，那个惨啊！

　　更多女娃被家人藏到芦苇荡里，我也被藏了进去。我看了一下，那里面有四五十个女娃。一开始，日本兵没发现，几天后就被发觉了。可恶的日本兵点起了火，女娃们一片哭喊，我和另外两个跳水后逃生。

　　我又逃回家，跟爷爷在一起。很快又来了几个日本兵，要把我拖走，说要“塞乎，塞乎”。爷爷央求他们，孩子太小了。日本兵不听，用刺刀戳得爷爷直冒血……我也哭，跪下来对爷爷说，我要是不去，我们两个都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要紧，但我不能让你和我一起死啊……接着，我被他们拖到隔壁一家的床上……我疼得昏死过去，后来日本兵走了，爷爷赶来抱住我哭：“红子，是你救了我啊！你受苦了！”

　　我疼得不能起身了，床上全是血，那时没医没药，爷爷只好用绳子把我的双腿捆紧，帮助我的伤口愈合。可没多久，日本兵又来了。后来，有邻居出主意，让我把头发剃了，变成男孩的样子，又让我说话硬气一些，声音粗哑一些，以脱灾难。

　　剃头后，我常坐在门口，亲眼看到日本兵拉来几十个女孩子，弄来一盆盆水，逼着女娃们一个个洗去脸上的锅底灰和泥灰。然后挑漂亮的拉走，“塞乎，塞乎”，不从就用刺刀刺，硬拖走，也有的被杀掉；那些不漂亮的，被日本兵用机枪“嗒嗒嗒”地杀死了。这样的事我看到了好几回啊！好多女娃都是这个样子死掉的。

　　我剃了男孩头以后没有多久，就被日本兵抓去干活，抬土，抬水，抬石头。我是个女的，才12岁啊。我抬不动，日本兵就拿着枪从后面刺我，用枪托打我。我左边这条腿上面，直到今天还疼。

　　就这样，我们全家东躲西藏了几个月时间，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到了第二年的4、5月份“安民”了，跟着家人去田里种地，还能看到死尸。

　　30万人的伤逝

　　在我们的采访中，张秀红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是个可怜人呐！”而在那段黑色的历史里，像张秀红一样的可怜女子成千上万。

　　“妇女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日军驻南京第114师团的一名士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妇女不论老幼，都逃脱不了被强暴的命运。”

　　在为拍摄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所进行的一次采访中，日本老兵东史郎直言不讳地谈到日军在南京实施强奸并将受害者杀害的过程：我们先将她们调戏一番，然后就会有人说“今天该我泡澡”之类的话，轮奸开始了。如果只是强奸她们的话，倒也没什么。当然我不该这样说。我们通常都会将她们刺死，因为死人不会告发我们。

　　仍然健在的老兵回忆说，许多日本士兵对此没有丝毫负罪感。“或许在强奸时，我们把她看作一个女人。”东史郎写道，“当杀掉她时，我们只是把她当作猪一般的动物而已。”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曾说：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30万人的伤逝，不应该扭曲、埋藏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