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表示，这是一种进步，有助于激活特赦这种机制。

　　在了解了相应内容后，洪道德认为这次的特赦内容有两个限制，便是特赦人员的范围和条件，并且对这两个限制有着比较严格的界限。因而在他看来，此次特赦属于典型的特赦与大赦之间的一种“特赦”，“因为按照国际上的一些实际操作，其实特赦主要的内容之一还是针对死刑犯，但这次并没有针对这方面的人群。”

　　事实上，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在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就规定了大赦和特赦。但1975年修宪时大赦和特赦被删除，此后直到1978年修宪时，才恢复了特赦。而在1982年修订的现行宪法对特赦制度作出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赦，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

　　“当然，如果顺利通过并实施，这肯定是法制上的进步。”洪道德说，此前数十年，虽然宪法中有特赦的内容，但是一直处于沉睡状态，而此次借抗战70周年实施特赦，有助于唤醒和激活这种特赦机制，“但具体操作形式也还需进一步完善。”

　　本报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实施过7次特赦。我国上一次特赦，还是1975年。当年的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共293名。因而这是40年来，我国首次重启特赦制度。

　　之前数年，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刘仁文曾多次提出过特赦。他在研究别国的一些经验后表示，适当地运用赦免制度，可以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到调节作用、凝聚人心，“对特殊时期的重刑和某些定罪判刑起缓和作用，有利于弥补法律刚性之不足。”

　　而在2007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也曾就特赦问题有过批示：“我完全赞成对赦免制度的研究。赦免是国家的一项政策性重大措施，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此外，刘仁文昨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之所以强调这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源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在这样社会的背景下，体现宽容价值的赦免制度自然会受到重视。并且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从“严打”到“宽严相济”的政策调整。　　本报记者 陈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