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恐袭事件至少三名嫌犯被锁定，其中一人据信与巴黎恐袭有直接关联

　　媒体聚焦被称作“恐怖分子巢穴”的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本报智库专家解读——

　　布鲁塞尔何以成了“恐袭者的温床”

　　比利时检方23日说，布鲁塞尔连环恐怖袭击的两名自杀式袭击嫌疑人身份已经确定。他们是一对兄弟，分别在机场和一处地铁站发动了袭击。另一名在机场发动自杀式袭击的嫌疑人身份尚不清楚，而视频中的“白衣男”仍然在逃。

　　据报道，巴黎系列恐袭中使用的几乎每个爆炸腰带上都发现了这名叫纳吉姆·拉什拉维“白衣男”的DNA（脱氧核糖核酸）。

　　而在巴黎恐怖袭击在逃嫌疑人阿卜杜勒－萨拉姆上周被捕的房间里，也发现了拉什拉维的DNA。此外，拉什拉维还曾于去年9月和阿卜杜勒－萨拉姆一起去过匈牙利。

　　巴黎恐怖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比利时警方18日最终抓获直接参与袭击的在逃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而抓获阿卜杜勒－萨拉姆的地方就在莫伦贝克区。

　　实际上，巴黎恐袭的惨重教训已经给比利时敲响了警钟，因为比利时正是这场恐袭的“策源地”，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已成为众多媒体口中的“恐怖分子巢穴”。

　　让欧洲人惶恐的是，原来恐袭者就住在欧洲的心脏里，距离欧盟总部步行仅25分钟。

　　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经济、种族、信仰等所有问题都在这里碰撞，这个小镇已成为文明交融和冲突最典型的区域。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数位国际问题专家，就比利时布鲁塞尔“恐怖温床”的成因进行分析。

外来移民

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比利时是一个接纳移民较早、移民人数较多的国家，一战后经历过多次移民潮，全国人口的近一半是移民或其后代。很多外来移民并未真正融入比利时当地社会，他们通常聚居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形成自己的社区，相对封闭和独立。

　　比如被称为“恐怖分子巢穴”的莫伦贝克区，虽然这里距离欧盟总部区域只有数公里，但堪称“另一个世界”。媒体报道，过去4个多月，巴黎恐袭嫌疑人阿卜杜勒－萨拉姆一直躲藏在这一区域，被家人、朋友或同伙藏匿，他最后的被捕地点也在父母家附近。

　　和法国一样，在比利时移民中，来自西亚北非地区的移民较多。部分人由于宗教激进组织的影响，易受蛊惑产生极端思想。而当地社会的就业歧视使得穆斯林年轻人失业率高，对现实易产生不满。在比利时一些地区，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0％。

　　钱报智库专家、旅加学者陶短房指出，丧失希望的移民较过去更边缘化、也更自我封闭，而极端思潮便趁机填补了这一“空洞”。

　　由于失业和对现实不满，不少年轻人有不良行为甚至相对激进。

　　“比利时在西欧国家中较早意识到异文化地区移民大量涌入和聚居，可能对社会安定构成隐患，并早在几十年前便开始采取一些疏导、防范措施。”陶短房说，但大批来自北非及刚果（金）、卢旺达等地的移民、难民和当地人宗教、文化大相径庭，且经济条件差、职场竞争能力弱，一方面被社会边缘化，另一方面却自相抱团，形成半封闭性质的“边缘化社会”。

　　钱报智库专家、旅法学者宋鲁郑还分析说，由于资本对政治权力的绑架，随着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西方国家出现了成本高昂的高福利、去工业化社会，但是经济再也无法持续增长。

　　处于社会边缘的外来群体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生活水平最低，失业率最高。但此时的外来群体已经开始以第二代、第三代为主体，他们根本无法如同父辈一样接受不平等的现实。这种不满便和外来人口在西方历史与现实中累积的积怨结合起来，“这就是本土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源头。”

当萨拉赫在莫伦贝克被抓时

当地青年称他为英雄

　　比利时莫伦贝克区究竟为什么让警方几乎无法搜寻？

　　去年11月巴黎恐袭以来，主谋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其实一直藏在附近，直到3月18日在莫伦贝克被捕。

　　而布鲁塞尔封城、欧洲动员全部安全力量都在找他，为何花了125天？

　　“应该说比利时警方尽了全力，已经不可能做得更好了。因为搜捕难度实在太大了。”宋鲁郑如是说。

　　有专家指出，虽然布鲁塞尔爆炸事件应该早已策划，但萨拉赫的被捕加速了袭击的实施。

　　“这些移民人数多、群体比较紧密的地区，外部人员特别是白人很难打入，这也是导致反恐情报出现漏洞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学者张蓓说，相较于英法德等国，比利时在安保和情报方面确实相对较弱，“这暴露出即便欧洲各国已经做了相应的严密安保，但仍旧不可能万无一失。”

　　欧洲媒体的报道隐隐约约道出了难以直说的真相：巴黎恐袭的主谋萨拉赫被抓捕时，当地不少青年在起哄称他为英雄。

恐怖主义就像扩散的肿瘤一样

哪儿薄弱就在哪里滋长

　　“这种恐怖主义就像扩散的肿瘤一样，哪儿薄弱就在哪里滋长。”

　　张蓓认为：“这些恐怖分子，都是打着宗教旗号来做惨无人道的事情。恐怖主义会把自己包装得很神圣，我认为这并非单纯的宗教冲突。”

　　陶短房也表示，不能将宗教活动和恐怖主义简单挂钩，但国际恐怖势力的确驾轻就熟利用宗教活动形成的全球网络，改造成为自己扩充势力、招募和补充兵源、收集恐怖经费和补充恐怖“军需”的“物流体系”。

　　“而对这一‘物流体系’，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或视而不见、或视若无睹、或掉以轻心、或隔靴搔痒。”

　　特别是巴黎暴恐事件后，曾有人称，比利时的莫伦贝克区乃至整个布鲁塞尔都成了“暴恐中转站”，但陶短房还是觉得，倘若这一“物流体系”及其成因得不到重视和警惕，即便打掉了莫伦贝克，“暴恐中转站”仍能利用“欧洲无疆界”的便利和宗教网络、边缘化社区这两大温床，在欧洲其他地方重新孳生。

　　很多人疑惑，为何如此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和爆炸物能够大规模地在欧洲畅行无阻？“布鲁塞尔乃至西欧许多都市，其地铁系统多采用开放式，这也为恐怖分子从容作案和快速‘转场’提供了便利。”

　　陶短房说，很显然即便持续维持3级或4级反恐警戒，倘不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地铁安检模式，隐患仍然很难被防范和排除。

　　问题在于，人们究竟愿意和能够为反恐和社会治安，牺牲多少生活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