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评论家李庆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做《大风歌》。

　　他说，这个书名，跟刘邦的《大风歌》并没有刻意的隐喻关系。“不过，你也可以认为不会完全没有关系。刘邦的《大风歌》气势宏大，内中却有一种胜利者的谦卑。是一种反省意识。”

　　《大风歌》写的是当今中国高校学术文化生态，李庆西说他想表达的是一种文化担忧。“但我想中国总有一些脚踏实地的人，现实生活中有，我书中也有。”

　　同样以评论家身份闻名的吴亮，最近也推出了首部长篇小说《朝霞》，评论家写小说，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评论家和作家都是搞文学的，只是平时操弄的文体不同，各有擅长而已。但文学的首义是创作，许多评论家都有一种创作欲望，这不奇怪。”李庆西说。

评论家李庆西推出首部长篇小说《大风歌》——

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文化担忧

　　小说和现实中

　　都有脚踏实际的人

　　记（以下简称记）：您65岁推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感受？

　　李庆西（以下简称李）：很长时间里我并没有放弃小说创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陆续写几十个中短篇，出版过短篇集《不二法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直到写《大风歌》之前我就没有再写过小说。写作这部长篇，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完成了一桩夙愿，自然感到快慰。

　　记：取名《大风歌》，是为什么？跟刘邦的《大风歌》有什么关系？

　　李：我的写作有一个习惯，就是必须先想好标题才能落笔。有时想不出自己满意的标题，先就胡乱地对付一个，成稿后还可以改嘛。开始写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好故事（我是跟着人物走的，起初没有整体构思），自然想不出合适的标题。瞥见书架上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突然想到不妨就用“大风歌”作标题（也是向王安忆致敬）。书中有几处写到农民大妈的铜管乐队演奏《大风歌》，自是为了照应标题的意思，但评论家黄子平认为最后一节出现的演奏是“神来之笔”，这等评价让人甚感荣幸。

　　本来这个书名没有什么寓意，跟刘邦的《大风歌》并没有刻意的隐喻关系。不过，你也可以认为不会完全没有关系。刘邦的《大风歌》气势宏大，内中却有一种胜利者的谦卑，《史记·高祖本纪》记叙刘邦击筑为歌，其中有“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数语，从那一刻起，他已经看到了一种历史走向。这是一种反省意识。

　　记：《大风歌》为什么选择了一个高校题材？

　　李：我书中的人物、城市和单位都没有实际原型。“之州大学”没有具体所指，并非浙江或是其他省的哪所大学。

　　北京冯统一先生读过我的小说后，发来微信问，“《大风歌》几个主要人物可有影射？”冯先生是老派学人，精研词学和《红楼梦》，自然联系到《儒林外史》那种索隐路子，心想我脑子里也揣着若干人物原型。在吴敬梓那儿，杜慎卿就是吴檠，庄绍光就是程延祚，马二先生就是冯萃中……其实，我这里绝非指涉任何可以指名道姓的学界人物，读者不必猜想齐万胜是谁，李逵是谁，臧无器是否就是某位学界大腕。我这里尽是虚构人物，甚至都不用鲁迅所说“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那种拼凑手法。

　　之所以选择高校题材，是因为对高校相对比较熟悉。我大学毕业后虽然从未在高校工作，但我作为出版社和杂志编辑，与高校有不解之缘，这三十多年来结识的作者和朋友大多是院校教师，大学里的情形可谓耳濡目染。

　　记：您认为现在的高校学术文化是怎样的？

　　李：大学里确实有许多出色的教授，像我熟悉的北大的钱理群、陈平原，清华的尚刚，复旦的葛兆光、陈思和，浙大的徐岱、许志强，等等。他们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但是大学里整体的学术文化生态确实不能令人满意，许多弊端经常见诸主流媒体和网络报道，这里不必多说。不过，从我相对了解的人文学科来说，学术个性的缺失大概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记：您最希望在《大风歌》中表达的是什么？

　　李：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文化担忧。但我想中国总有一些脚踏实地的人，现实生活中有，我书中也有。

　　许多评论家

　　都会有小说创作的欲望

　　记：以评论家身份闻名的吴亮，最近也推出了首部长篇小说《朝霞》，我想问问，评论家写小说，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比如，是不是会觉得说，其他人写的小说都不够好，所以，让我来写吧。

　　李：其实，吴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写过一些短篇，那时他的小说是一种比较抽象的风格。这回他的长篇笔触很细，跟以前的写法完全不同。我读过其中前边的一部分，感觉特别好。

　　评论家和作家都是搞文学的，只是平时操弄的文体不同，各有擅长而已。但文学的首义是创作，许多评论家都有一种创作欲望，这不奇怪。

　　不过，吴亮写《朝霞》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之前他写了回忆青少年生活的自传体散文《我的罗陀斯》，记忆让他找回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朝霞》与《我的罗陀斯》有着明显的互文性，一者是虚构，一者是纪实，但他的虚构中确有许多原型。

　　记：60岁的吴亮说，他写长篇小说，是被同样60岁才开始写小说的金宇澄“推”了一把，那么，您是有人在背后“推”了一把吗？

　　李：说到创作缘起，我跟吴亮不同，我没有这类外界因素的触动。

　　记：1984年，您和一拨作家、评论家一起参加了杭州会议。30年后，您怎么看待这期间的中国文学，以及文学评论的变化和发展？

　　李：也许我有一种怀旧心情，我认为中国文学最好的时期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然各人会有自己的评价。九十年代以后的创作不是没有好作品，但总体说，短篇才情衰退，长篇注水现象严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文学评论的主力军在作协、文联或是社会其他单位，而九十年代以后文学评论渐被院校收编，纳入了学术体系。而大学里讲的文学基本上是文学史的学术体系，这就失去了评论的活力。

　　记：您弟弟李杭育是小说家、夫人文敏是翻译家，他们，对您的小说，是怎么评价的？

　　李：杭育认为我还没有把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都写出来，他这方面的生活积累当然比我丰厚。

　　我只是将我的人物置于一种略显荒诞的境地，那就是搅合在学术迷思、职业竞争乃至整个高校体制的一潭浑水之中。

　　而问题在于，现实状况远比小说描述的情形更具陌生化效果。如果完全用纪实的态度来处理各种叙事关系，小说恐怕不如手机段子更有概括力度。其实，荒诞的本质在于将荒诞视为合理，真正要描绘学术圈里的怪异气息，不能不考虑变换叙事策略，比如采用一种莫逆于心的态度。对于故事里游戏玩家们的种种行径，无论逐臭千里，还是掘地三尺，我甚至都有一种理解之同情。我们不能仅从善恶或是左右的观念去认识人们的行为。书中描写的国学亢奋，表面上是精神躁妄，实际上是空虚，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印证着我们思想的荒凉。

　　很高兴我夫人文敏挺喜欢这部小说，她说我的小说很有中国味儿，当然她是指小说的叙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