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完《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其实并不打算再写乡村，他想写城市，写玄幻、悬疑、推理。

　　然而，他还是没有躲掉江南的村庄。

　　写完《望春风》以后，他觉得，关于故乡和乡村的题材终于可以收官了。

　　随着社会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许多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已徒有乡愁，不见故乡，作家格非也许就是其中之一。

　　他位于长江边、自宋代起就存在的家乡，如今是工业化城市中常见的“新区”，而童年时那些人、事、景，如今也仅能够以记忆的形式清晰留存在他的脑海里。

　　“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这种深切的回望，是他长篇小说新作《望春风》的缘起。

用《望春风》，终结江南村落里的叙事

往前走的时代，躲不开关于故乡的记忆

　　从“江南三部曲”中溢出的新叙事

　　在《望春风》中，格非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刻写村庄由简朴、内敛到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主人公“我”自小与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相依为命。有一天，父亲突然自杀，他成了孤儿，这个身份，也让他成为观察村人各种事端和闹剧最好的旁观者角色。

　　对于格非的读者而言，《望春风》并不陌生，其中的落笔与韵致与“江南三部曲”是一脉相承的。格非也曾坦言，这部新作源自于写作“江南三部曲”时不断“溢”出来的新想法、新叙事。

　　而在经由“我”描述村邻时，格非着重勾勒了村子里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整个村子似乎因为这些人际关系而在某种方面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内部和谐，在外界因为“文革”而翻天覆地时，村子里却因为村领导的种种善意而让大家较为平稳地度过了这段极端年代。

　　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似乎天大的秘密，都能守住，人们藉此平静度日。

　　《望春风》中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道德标杆和行事法则，他们的愿望，只是在村子里默默度过一生。在格非眼里，写作如果变成简单的道德是非评判，就没有意义了。“它应该协调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写作本身带给我的思考——我看到的这些就是真相吗？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我们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力量，它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角，还有平等心。”

　　格非今年52岁，他的老家在江苏丹徒，离镇江市大概二十多公里。

　　格非回忆起12年前的一幕，“我弟弟带我去老家的时候，我发现老家没了，只剩一片瓦砾。”细雨中，格非在家门口的废墟上坐了两个小时。虽然四周空无一人，他却好像听到邻居在说话。

　　“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埋下一个种子，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写这个题材。”格非相信，村庄里不会有其他人来写，如果不写，所有的这些人和事都将湮灭。

　　动笔写《望春风》的前几年，格非又有一次机会回老家。那次，母亲提出，她已在城里住了几年，能否把她带回老家。母子回乡后，格非没想到，村庄拆了几年以后都荒了，芦苇长得很高，还能见到野兔，“我当时特别感动，当年看到的废墟，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自身在恢复。”

　　格非说，他17岁离开家乡，了解最多的，就是这块土地。那个村庄里的人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方式、表达感情的方式，还有他们的语言，没人想去保留，但它们却是极其重要的。在他看来，不少人早已不在，但可通过时间机器让其重返，“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文学可以让他们回来。”

　　乡土作品在城市青年中的尴尬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巨匠们，似乎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放在乡村中国上。贾平凹上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极花》同样也关注了乡村——乡村的颓败。他说：“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它们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

　　和贾平凹的忧伤表达不同，格非并不忧虑。作家梁鸿在谈及《望春风》时说：“它看起来挺颓废的，是在写一种失落的生活，但却充满了极其昂扬的生命力。”

　　然而，如此多的乡土中国作品，却很难得到城市里的年轻读者的关注。

　　作为一个17岁儿子的父亲，格非也常常和孩子聊过去，聊历史。不过一个茅盾文学奖作家似乎也很难跨过代沟问题，他总是发现，年轻人对于他们的历史和心心念念的乡土，并不关心。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历史只是课本里的知识，只需要应对考试。他们有太多新鲜的事物要关注，并没有心情来关心从前。”格非坦言，即便是自己儿子，看他的作品，顶多关注剧情和人物。“年轻人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地缘政治都不了解，时尚有更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并不大。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根本不想去了解别的，他们只想用电脑，跟当下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了。”

　　“就像博尔赫斯的小说里描写过，人类有一个苦恼，就是后脑勺没有长眼睛，无法回头。”格非说， “一般的人都往前看，看向未来。可是如果往后看，会产生巨大震惊的感觉。”

　　中国的乡村，沉淀着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社会，过去是没有城市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载体、风俗、人情关系、方言、情感表达方式，都凝固在乡村里。然而如今，乡土却面临被终结的可能。乡村经历巨大的变化，一代人所经历过的痕迹几乎要被消除了。可是，没有任何民族能把自己的历史完全斩断，去往前走。我们依然需要和历史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