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内容，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与战争相关的事件，一个脱不开政治，但很少为政治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本书的写作，就我个人而言，是一次无关乎是非立场的单纯心灵之旅，一次旁敲侧击的发问，自己给予自己的回答。这本书的完成，从有始有终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过程，而任何过程都是暂时的，表象的，当然也一定是有缺陷的。

　　一个写作者和他的某部作品的产生，不会毫无道理。

　　我在给这部长篇小说起名《红挽幛》的时候，也盘点过个中道理之所在，但出现的竟然都是地域性的游走：早在1987年就曾骑着自行车经过的江西石城、瑞金，闽东的宁德、罗源，以及后来一度常去的庆元、龙泉、江山、开化、常山等地。这些给过我一种远离现实尘嚣而潜身幽冥之乐的地方，不知道是为什么，同时也仿佛带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恍惚。尤其是龙泉的宝溪，在我一个叫曾轶星（他是当地的青瓷名家）的朋友家的老屋，读他的短篇小说《银元》和《陶罐》时，居然有过将其改写成长篇的想法。

　　这想法也是似是而非的，最终并未付诸实施。多年后，我写了现在的这部长篇，尽管两者在题材上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却显然有着地域上的一致性，而且还有一种或许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的东西，一种时光的追问和毁灭的疼痛。

　　毫无疑问，关于这本书的基础部分，是有着一定的集体记忆的，它们或被闲置在一些内部的史料堆里，或以纪念馆的形式，弘扬着一些地方的旅游价值。集体记忆中最真实的是人物的姓名：熟悉的方志敏、粟裕、刘英，不太熟悉的曾洪易、寻淮洲、乐少华、刘畴西，以及几乎陌生的王如痴、胡天桃，等等；构筑基础的时间是1934年的7月到12月，仅仅半年。我尊重基础部分中现有的集体记忆，宁愿平铺直叙，也拒绝添油加醋，更反对无中生有，但我同时也试图在梳理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捕捉个人段落，这些段落宛如天籁，在我的地域性游走之处，只有当一个人独自冥想时，方可闻听，而所见，却依旧是空山寂水，恰似柳宗元的《渔翁》诗所云：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迴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柳诗的文字，营造的是意境，也是我回头再看自己作品中那些自认为是属于集体记忆之外的一切段落和碎片时的心绪。我不是湘江边独宿西岩的渔翁，但汲水燃竹及其后世象的表述，很像是催生我记录一些肯定存在过的灵魂生前点滴言行的方式和期盼，我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感觉，云相逐，山水绿，都是活生生的，绝非空穴来风。

　　我一直以来都不否认在我的内心是有着红色情结的，我认为这不是个问题。和所有的颜色一样，红也是有层次的，有着经典与另类的区别。因此我的红色情结的指向也并不那么具体，那么炽热，那么轰轰烈烈，它更像是晚霞的天空下，一缕被染红了的微风，轻轻拂过无形的光阴，两者都是看不见的，只能感受和想象，在看似灿烂的色彩中可以触摸到的层次和另类，所以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而且写成现在的样子，没有什么再需要多说的了。

　　但这本书中的真实人物之一刘英，事后曾留下过一篇简短的回忆和总结性文字，文末说他很想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可惜1942年5月他就牺牲了。读到他这个想法的当初我很是好奇，如果他真把小说写成了，会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呢？现在想来，我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喋血70周年之际动笔写下的这本书，应该有着被他感召的动因，如果他的在天之灵能够读到，又会给我怎样的一种反馈呢？感谢我曾经工作过的杭州市文联，对这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扶持，感谢每一位愿意翻一翻这本书的读者，封面上那个屹立在岁月深处的士兵，正看着我们呢。

　　（《红挽幛》，长篇小说，谢鲁渤著，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