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巴尔《伦敦的末日》的预言并不会停留在小说里。

　　《大雾霾》中提到20世纪伦敦的大雾最糟糕的一次是1952年的“大雾霾”。在此之后发生的额外死亡人数高达4000起之多。

　　那么1952年的12月的“大雾霾”是怎样的情形？它又促生了什么？

　　不如从彼得·布林布尔科姆的记述中去读一读，60多年前的那场“大雾霾”之前，也有清风和阳光。然后一场持续了5天多的雾霾突然袭来……

　　雾霾里的星期五

　　在1952年的大雾霾发生前的那一周，伦敦的天气相对良好。每一天都有和煦的清风吹拂，也有丝丝缕缕的阳光时而闪现。但到了星期四，12月4日，气候条件开始恶化。风势减弱、空气中潮气加重，天空由蓝转灰。一个慢慢移动的反气旋来到了，并且在伦敦市上空停滞不前。到了星期四晚上，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伦敦将降大雾。

　　当星期五终于来临的时刻，伦敦的景色与狄更斯描述的情景活脱脱毫无二致。

　　迷雾无处不在。迷雾沿河而上，河流在河中的绿色小岛与河边的草地之间穿行；迷雾沿河而下，河流在那里翻滚着，在一排排运输船只中间，受到水边来自一个庞大、肮脏的城市的污染物的玷污。迷雾笼罩着埃萨克斯的沼泽，迷雾徘徊于肯特郡的峰峦之间……

　　那个星期五上午的大雾比许多人记忆中的任何雾都更浓。整个一天，大雾越来越浓。到了下午，人们已经开始感到不舒服了，并感到了空气中令人窒息的气味。那些在雾中行走的人发现，只过了一小会儿，他们的皮肤和衣服就变得相当肮脏。到了星期五的夜里，因呼吸道疾病接受治疗的病人已经达到了正常水平的两倍，空中的反气旋也完全静止不动了。100万座烟囱向雾气弥漫的呆滞空气排放着烟气。伦敦市居民试图驱散寒冷和阴沉，这让污染变得越来越厉害。

　　大雾到了星期六依旧未曾散去。没有徐来的清风，吹不去苍茫的雾气。随着能见度逐渐趋近于零，交通系统在艰苦挣扎，最后终于完全瘫痪了。人们还在遭受折磨，有人死于非命。

　　星期天的时候雾还在继续，死亡也在继续。紧急救护服务已经无法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对急病呼救作出反应了。很可能没有多少人察觉，正在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是怎样的一种灾难。换作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他们会知道，这样的大雾具有令人致死的能力，但在20世纪，这样的雾已经是很不常见的事情了。星期一早上，天气状况似乎略有好转，交通服务逐渐有了生气，尽管还存在着大批误点的情况。星期二，大雾霾结束。

　　很难准确地描述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国家艺术画廊的空调系统的过滤器通常很长时间才会因来自伦敦空气中的微粒物质的沉积而堵塞。但在大雾霾期间的一天里，过滤器的堵塞速率是平常速率的26倍，而在一个4小时的时间间隔内，它们被堵塞的速率是平常速率的54倍。如果我们假定，伦敦空气通常的烟气携带量大约为250μg/m3，那么，在这4小时内，国家艺术画廊内烟气的最高浓度或许高达14000μg/m3：这是一个高得惊人的污染水平，尽管存在着雾对微粒物质的凝聚性质有影响的可能。在后来的伦敦污染事件中测得的每小时最高浓度是7200μg/m3。

　　“清洁空气法案”

　　雾霾是不可能不受到注意的，它成了1953年的比弗委员会（Beaver Committee）的调查对象，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在1954年公布。这一报告并没有太多的独创之处，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把过去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有关烟气减排的许多想法集中到了一起。由于在之后几个月内持续存在的压力，政府无法忽视这份报告。

　　政府本来可能会对比弗报告中的推荐事项采取死气沉沉的应对，但杰拉尔德·纳巴罗（Gerald Nabarro）以个人的名义向下议院提出了一项清洁空气议案，这种先发制人的措施阻止了政府的这种可能反应。只是当人们确信，政府将致力于推出一项自己的议案时，纳巴罗才收回了他的议案。政府的议案于1955年底在议会投入辩论。反对党和纳巴罗都批评这项议案过于弱势。有人说英国工业联合会曾插手了这项议案的草拟工作。该议案准许工业界在7年之后才必须完全遵照议案的规定行事。“可行性（practicability）”与“合理性（reasonable）”这两个词都再次成为该立法中起主导作用的特点。立法也不会强制当地权威机构建立无烟区。在大选期间，两大主要政党都支持空气污染改革，新政府最后于1956年7月5日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

　　公众的普遍支持

　　或许，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中最为根本的要素是，它是第一项试图与控制来自工业的污染源一样控制家居污染源的立法。这项法律还是只局限于烟气，但它禁止深颜色的烟气。

　　正如我们可以从为了更为清洁的空气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看到的那样，人们必须提高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知。少数几位理想主义活动分子奔走呼号、鼓吹改革的施压是不起作用的，改革必须有公众的普遍支持。公众的自由毕竟会因为对于更为清洁的空气的渴望而受到限制，因此，必须让全英国的人民大体上弄清楚，他们的牺牲与更为清洁的大气将会带来的巨大好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952年的大雾霾把受到污染的空气的坏处展现得如此明显，这让正在为大选而战的政党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将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

　　自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是理想主义最后赢得了持怀疑态度的公众和议会的支持。在19世纪的烟气减排团体中存在着渴望变革的极大的热情。如果没有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条件，即使1952年的大雾霾也不会成为取得成功的同盟军。如果人们还有仆人们为他们清洁肮脏的壁炉和火炉，谁会为变革施加压力？如果人们没有对电和煤气合理定价，谁会为由于禁用便宜、有效的取暖燃料而变得冰冷的家奔走呼号？

　　足够的决心

　　伦敦空气质量的改进至少可以说是非常戏剧性的。

　　一组根据经济数据反推至18世纪的空气污染估算值、雾的测量值以及更为近代时期的污染物实际测量值说明，一旦具有足够的决心，社会可以在变得更加富足的同时减少污染的困扰。伦敦曾经是在比弗的地图上的一个“黑色”区域，是文学作品中的雾都，是欧洲最为肮脏的都市，今天，它或许与这些极端的“美名”再无瓜葛。

　　然而，我们并没有任何洋洋自得的理由。伦敦有着庞大的城市规模和能源使用，这就意味着，它现在具有的硫元素水平仍然高于许多欧洲城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转用低硫燃料和天然气，但空气中含有的二氧化硫浓度水平不大可能继续下降太多；事实上，如果有任何偏离使用低硫燃料倾向的情况发生，这一水平可能会向坏的方向转变，而随着愈演愈烈的燃料短缺现象，偏离使用低硫燃料倾向的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

　　今后，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的是，出于财政的考虑和有限的能源受到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保持市区大气不受污染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无论我们心中存在着多么强烈的怀旧心理，让我们有一天重新回到那些充满了“伦敦特色”的日子里去，这也是无法想象的。持续增加的公众认知将保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随着现代技术所需要的物质范围的扩大，空气受到一些物质污染的危险性也在扩大；这些物质在市区大气的复杂基体中所起的作用是人们尚未知晓的。人们将要面临的危险经常是不可预测的，这是一个悲剧，但也是事实。当人们无法预测危险时，他们应该有尽可能迅速地对危险作出反应的意愿，这一点显然是重要的。让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改善环境，同时我们也不需要一个像光化学大烟雾一样的东西来刺激我们的想象力。

　　（摘编自《大雾霾》第8章“大雾霾及其后”，启蒙编译所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