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金宇澄的《繁花》获得了钱江晚报主办的春风图书势力榜白金图书奖，那天中午，我陪他去龙井路一家餐厅吃饭，走在树林繁茂的小道上，他环顾四方：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叫四眼井的地方？少年时代我就记得这个名字。

　　我没有追问，金宇澄也没有说下去。对话在这儿戛然而止。

　　那些没说出来的话，关于杭州的感情，3年之后，出现在了他的新书《回望》中。这也是他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首次出版的作品，他选择了非虚构叙事。

　　那是关于他父亲和母亲的记忆，一个叫维德的青年，抗战前夕从吴江黎里小镇走出来，加入中共秘密情报组织，解放后受到“潘汉年案”的波及，历经各种伤痛和沧桑；金宇澄的母亲，一个曾经的上海资产阶级小姐，打开一本旧相册，在时光的变迁中，从年轻走向年老。

　　人家总是问老金，怎么老是写旧的事情？他说应该这样，文学就是回顾，必须是往回看的。

杭州：一座城在一个人的历史里

　　说到杭州，金宇澄并没有来过几次。自己都觉得奇怪，只要提到这个名字，心里会有共鸣。这个亲切感，究竟来自哪里？

　　1937年4月，18岁的父亲在杭州大营盘军训。7月8日，杭州很热，午休时，父亲读《猫城记》到一半，听到街上报童的“号外”，他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了抗战爆发的消息，两小时后，全体学员集合，宣布军训结束。

　　读到《回望》的“大营盘”，我是非常熟悉的，从我的报社门口走出去不到一分钟，就是这个地方，一模一样的名字，我问金宇澄，这是不是就是他写的“大营盘”？

　　他笑着说：我并不清楚。因为我父亲没有说。

　　“我父亲当年在杭州大营盘军训，我祖父曾经来探望他，父子俩走到南星桥，一路说了些什么话，我父亲说已不记得了。记得有读者给我写信说：‘大营盘和南星桥，这两个地方离开很远啊’。”

　　作为杭州人，我是有感觉的。如果用数据说话，在百度地图查一查，这两地实际距离有5.9公里，走一走要1小时37分钟，

　　金宇澄说，父亲的笔记就是这么写的，“因此我只能在书里加注：原文如此”。

　　由于材料的局限，书中没说清楚的位置，没写明白的细节，就像“答案留在风中”，金宇澄保留了种种的“在场感”留下种种类似的差池，试图保留一种“寻找的姿态。”

　　“大概是南星桥对父亲的记忆太深刻了，或者，是和什么桥搞混了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照实列，我喜欢按照材料实录，这一节军训的细节和场面，仍然打动我。”

　　关于杭州，金宇澄谈到自己经历的细节和场面。

　　金宇澄第一次来杭州是1967年1月，初二学生。他和同学背着包有塑料布的被子，沿铁路从上海一站站步行到杭州，在火车站集合，然后坐大卡车到虎跑。他在《回望》写过这个印象，那个难忘晚上，他们一百多人顺着阶梯，呼啦啦走到风雅的虎跑，当时一片狼藉，茶馆内外都铺着稻草。第二天，他在虎跑的短松林里抓到一只小松鼠，带着它一路离开杭州，走向萧山。

　　他一直感受到的杭州，是传统中国最向往的目的地，江浙人有一点钱，就要去杭州转，包括上世纪60年代，最代表杭州的形象，就是夏天用的折扇，上面印这“西湖风光”。“但是这个难忘的夜晚，虎跑变为马棚，大家就像难民那样挤睡在稻草上。”

　　杭州一直给他深刻的印象，最近一次是2015年4月，作为颁奖嘉宾参加钱报的“阅读盛典”，住新新饭店。当晚9点他沿着湖边慢慢散步，左拐，经过一个花园，走进一片阴暗的地方，周围都是树，遮住了月光，在抽烟时，打火机一亮的微光中，发现眼前是苏曼殊的坟。

　　这一刻的惊讶，让他知道自己在杭州，这是杭州的夜晚上，“在杭州，随时都能看到它的历史，看到中国的气息，你会沉静下来，不像在上海。”

　　杭州在金宇澄心里，就是一把折扇，他回忆自己整理《回望》材料，翻看父亲的笔记信件时说，“打动我的，有我父亲描写的历史，杭州一节是很动人的。”

　　1942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7月29日深夜一时许，父亲突然被捕。1944年，父亲被关押到杭州的监狱。

　　金宇澄记录了杭州的另一面印象，“监狱等于是一个嘈杂的菜市场，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狱走廊里，每天摆着外来的馄饨、片儿川，也卖小笼，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父亲在这里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

　　虽然如此，谈起杭州，金宇澄仍然喜欢的丰子恺对西湖的描述，有一个老者在西湖边钓虾，岸边放了佐料，酒。钓上一只虾，就蘸了佐料，做为下酒小食，杭州，西湖，就合适这样悠闲的风景。

　　他一直在上海生活，想到的杭州，总有这样的风雅图像，“中国人必须会有一种风景的观念、生活的方式。诗情画意和格调，必须都落实到一个地方，我就是杭州。”

　　而他父亲记忆里的监狱，“是一种荒诞的场面，那是杭州的背面，遥远时代留下那种阴影。使得这地方也更加难忘，更为立体。”

　　《回望》第二章，金宇澄列出了父亲在杭州监狱写给友人萧心正的信，他居然在狱中开辟了一块种花草的土地，整理了一个可以写字的房间，一个很杭州的画面，又在朦胧中摇曳：

　　“现在多么静啊，风从窗（有二扇窗）中吹进来，八哥儿在屋檐和树上叫，叫得怪甜蜜的，真像在花园或农村里一样……我这一年多来，只有现在是顶愉快的，静得愉快……”

非虚构写作：想象绝对追不上现实

　　《回望》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同样回忆到一件事，一个场面，金宇澄是用了三种不同叙事——我的，父亲的，母亲的。相互说法常常并不确切，一事各表，似是而非，有交错，有各自的展开……

　　采用相当多的复杂引文，包括书信、审讯口供，网络链接，跟帖，一件事常常产生多中材料，是极其开放状态的写作、让读者自己选择和对照。比如上海失守，大量难民逃到家乡黎里镇，会出现多则相关的细节引文，它们都可以佐证这件事，相关的书，包括黎里镇兵荒马乱历史的材料，篇幅不长，但文体上显得很丰富，好像你看了好几本书的感觉。”

　　金宇澄注重读者的意见，甚至会上豆瓣看评论，采访中经常会忽然问一句：你怎么看？你觉得好不好？

　　记：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非虚构写作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金：非虚构写作，我觉得完全要看材料而定。如果材料丰沛到像诺曼·梅勒的内容，细枝末节历历在目，就应该像他这样做。《回望》的材料是残缺不全的，有缺失，有遗忘，需要整理梳爬，仍然找都找不到，那就要把这个缺失的情况真实写出来。

　　尤其我爸爸这一块，当事人已经离开了，非虚构来写，完全看材料。所以不能完成标准意义的传记体，面面都可以落实，而只能在某种复杂的映照下，像是我和他的对话，和拼贴的东西对话那样，都这样放进去产生效果。

　　记：什么是遗失的？

　　金：没有讲明白的内容，比如我父亲常会说1949年他差点要派去台湾。但他从来不说，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要他去做什么内容的工作，是谁找他谈的，当时是什么具体时间，后为什么没去。他在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写这本书，因此没有问，问也不会告诉我，因此这些东内容都是缺失的，我只能写这一句的内容，曾经要派去台湾。也许有读者会懂，会去查，一般根本是根本无法查到的。包括书中“1985年的‘吴成方谈话’”，里面说了一个名单。当时这样的领导人，这样的老先生，所有事只记在肚子里，如果说是缺失，就是他一直没说，因此就是遗失了。

　　所以，我来一直认为文学、书写，可以还原历史，可以让过去的内容更加真实，但我没了信心，最好的内容，最精彩的部分，往往都烂在肚子里。就像加缪、张爱玲要把遗稿日记烧掉，即使是《小团圆》这样的遗作，实际都是有所保留，一度仍然想“遗失”掉它。

　　记：什么是不保留？

　　金：我们难以看到，什么是最真实的一块。从非虚构的角度来看，最真实的部分又是什么？其实你只能拿到20%吧，或者只能表现20%，所以说因为这些缺失的部分，《回望》只能这么做。诺曼·梅勒《刽子手之歌》，记录一个少年犯怎么经历审判的漫长过程，书中包括了牵涉无数人的所有具体内容，事无巨细，复杂丰沛，全部写出来，这是一本巨著，像长篇电影一样。这么丰沛的原材料，只能做非虚构——而我们现在的习惯，就是做虚构，这是习惯。我说的虚构缘起，是纳博科夫看到报纸上一个“豆腐干”新闻，才可以打开它写成《洛丽塔》，这是让作者虚构、想象，结合自身体验，产生发酵的巨大动力。而面对大量的材料，虚构怎么赶得上非虚构啊。

　　有个女作者曾给我一个稿子，吓我一跳。当时深圳出过的新闻，ATM机吐出了20万，一个小伙子把钱抢走了。她就把这么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案子，改了名字，按照新闻报道重写了一遍，这种虚构想象，非常苍白。你改写新闻的这个内容，怎能超过复杂案子的本身？它原来就有多么生动的东西，你不去采访，只按照想象，怎么追得上现实？而我们的习惯：任何东西，我都应该虚构，虚构，无所不能。

父亲与我：他有他的彷徨，我有我的彷徨

　　《繁花》出版后3个月，金宇澄的父亲过世。他说父亲看了《繁花》，那时已经病重，只是在小说里挑了一些错别字。已经不大说话，不看报纸、新闻，只是听评弹，或者看拳击比赛，他一直喜欢看这个项目。

　　这也就是《回望》中父亲描写监狱的特点，他在狱中布置好的“书写室”，被狱友弄乱——“我要同他们打……他们知道我发牛性（我的绰号被称铁牛，因为据说像条牛那么结实）……”

　　“我父亲从来不运动的人，不会体育，但内心一直是比较冲动的，他是射手座。在狱中打抱不平，这都是射手座容易做的事”金宇澄说。“射手座说话容易伤人，他自己都不知道。我觉得他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大家都客客气气，小孩说这一句话，让大家惊讶，虽然他说的是实话。”

　　父亲在世时，从不谈自己的经历，的事情的。去世以后后，金宇澄在写作《回望》的过程中，才觉得跟父亲之间有一种默契。

　　“我父亲两次在笔记里，描写镇上一个年轻医生与一个女人私通的故事，后这个医生又跟她的儿媳妇私奔。

　　金宇澄回忆说，他在电脑前改写完这一段时，已是半夜3点，他合上了父亲的笔记，这个故事，父亲70多岁写过一遍，80岁又写过一次。这夜他合上笔记时，滑出了一小张纸，估计是他90岁时写的，字迹非常无力，上面写了一段后记，意思就是这位闹出大事的医生，抗战时期也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某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现了他意想不到的结尾。

　　那个瞬间，金宇澄感觉父亲就在附近，好像知道他在写这一个故事，知道需要结尾，真的就补充了这么意外的一个画面。在书中，在回忆里，金宇澄很简练，很克制，他说这一晚他没睡着觉，一直在想是这怎么回事。

　　“我父亲的书里一直有大量的摘记、批语，因此这个写作过程，或者翻看资料中，常常有一种和他交流的错觉，但我不能问问题了，我只能看，这有点难受，我很想提问，但我知道，如果他活着，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写，他不会允许我写，他一直如此。”

　　记：回望父亲的经历，也有你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在里面，为什么你会说，本以为很清晰，其实相当陌生？

　　金：其实我对他的历史，是完全陌生的。他过去的事我都不知道，他不会说，规矩是这样，即使年轻时候，他也是不说什么的。因此我等于是在看一部电影。尤其到了我这个年龄，都是一种总结性的思维，知道这段历史，不会再有其他的可能性了，所以在这样的经验性对照之中，心情沉重，也知道是无法挽回的——我是在一种无法挽回的心情中写下的。

　　写上一辈的青年时代，我肯定会想到自己，因为我自己的青春也已经度过。而我有共鸣的地方，是一个人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中，居然会有另一个人在观看，看他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同时也会看到到自己，我也是这么在慢慢走过，我看到他，他看不到我。这就是说，你还在青年，前路究竟怎样，还是一个未知数，必须要过多少年，在经历了以后才会回顾，才有所感慨。所以看我父亲年轻时候的彷徨、选择，也看到我年轻的时代的另一种彷徨。这都会产生一种联想。

　　记：毕竟是写到自己家的事，容易投入和流露情绪，但你在写作时，一种保持着克制、收敛，为什么？

　　金：已经过了要炫耀的年龄，克制就是冷静，留白会多一些，读者的想象远远比你要丰富，要留出给他们想象的地方。

　　每个人走的路其实是很窄的，说起来好像都很开阔，但要看你年轻时代遇到的是什么人，这其实是很宿命的，你往往只能碰到这样那样的一个事情，只能走这一条路，是没有选择的。所以我会借小说来问他：你干嘛当时不去做工人啊，你做工人我们家就没什么事了，没那么多的麻烦了。为实际上人的际遇就只能是这样。这期间的空白，可以引起读者思考，不能写透，读者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所以，这本书的写法很自由。这样写，等于写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过五年褪一层皮，五年一个变化，变化完之后，他老了。如果没留下这一层一层的皮，就再也看不到那些特征了，包括过去的时间，都没有了，所幸是他记下来一些，不同的“点”集合在一起，仍然可以看到清楚的延伸线，有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