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程永成，1952年生于千岛湖。生长于建德市新安江，1968年10月下乡知青。担任过公社(乡镇)文化站站长，县剧院售票员，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广播站记者编辑，站长，建德电视台主持人，编导。曾获得杭州市优秀家长，杭州市星星火炬十佳功臣奖等。

“话筒”人生：广阔天地讲故事

　　1968年10月17日，组织上同意了我的申请，提前一年成为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在大同公社徐韩大队第五生产队。没想到这一下就是八年。

　　祖父是从黄埔军校第五期出来的，又在原国民党军队任职多年，文革前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所以，我在农村不可以参军，也不可以当民兵，招干、招工、招生（推荐工农兵大中专、县工农五七学校）也都没有资格。我感觉一下子被锁进无底黑洞，想尽早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

　　不向命运妥协

　　走上创作之路

　　我白天劳动，晚上写小说。夏秋两季，知青屋四周都是水田和水沟，稻田里的蚊子、害虫很多，偶尔还会有蛇到屋里做客。我盘着腿，躲在父亲做学徒时用过的布帐里写小说和散文，里面又闷又热，汗如雨下，张张稿纸都是湿的。

　　写好后就寄到县文化馆《新安江》、杭州市群艺馆《杭州文艺》和浙江省文艺刊物投稿，甚至寄到杭报、浙报。就这样陆陆续续地写了几十篇，都没有发表。尽管如此，我没有气馁，村代销店经常有我的信。那时的编辑老师真的很好，会很负责任地把稿子退给你，还会写几句评语鼓励你，有时还会在退稿信封里寄上一本方格稿纸或一本杂志。

　　大队组织了文宣队，知青都要参加。晚上排节目是义务的，偶尔白天排节目可以记工分。既然小说、散文发表不了，我就参考报纸、杂志上的材料，再添加一点本地的元素开始编曲艺。都是对对口词、三句半、表演唱之类的小段子，都可以演，甚至有时候自编自演。

　　印象较深的是当年区里在我们村召开全区主题为“一把米”的节约粮食现场会议。就是每家锅灶上放一个小坛子，农妇在下米做饭前抓一把米放进小坛子，日积月累就多了。我就写了个独幕话剧《送粮之前》。没有任何化妆、没有乐器和唱腔，道具箩筐也是农民家就地取材，表演还是在一个天井里进行的，但是开会代表们还是掌声不断。

　　初次尝试编剧本

　　第一次上台表演

　　我们村搞政治有一套，紧跟形势，区委经常来抓点。区文化站站长兼干事方根余发现我会写，就带我去四村大队帮助文宣队帮助修改剧本。婺剧小戏《红草》反映农村党支书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带领贫下中农建合作医疗站，老贫农带赤脚医生上山采草药为村民治病防病，减轻贫下中农负担。原作者童金清是位土琴手、土写手，题材虽好，但文字功底欠缺，语句也不通顺。区文化站要求我3天内改好，5天内排出来参加县文艺调演。那年我17岁，第一次接触剧本。

　　剧本定稿后就赶紧排戏。戏中四个角色：大队支书（小生）、采药老贫农（老生）、孙女（童子）、赤脚医生（花旦）。当时四村大队文宣队只有三位男演员，区文化站临时决定让我顶上去参加演出。当我背着采草药的背篓，蹦蹦跳跳地上了新安江电影院的舞台时，全场一片哄笑声。我以为出错了或者道具掉了，后来才知道，当时我画了个洋娃娃脸妆，加上第一次演戏，动作生硬，像个木偶戏。

　　演出很成功，我尝到了第一次编剧本的甜头。回村后，我又接着编独幕京剧《育秧记》。我们村的新安江知青陈亚琴、曹爱仙、朱昌明和我都有角色。有了剧本需要有作曲，区文化站从李家公社曙光大队调来杭州知青王松鹤，他会拉小提琴，也会作曲。因为剧本是我写的，作曲人就吃我的住我的。一周后，曲子编好了，我是又高兴又心疼。

　　一个人一张嘴

　　一个话筒一杯水

　　下乡第4个年头，我被公社抽调去山楂坞水库工地。离开大队和文宣队，我就继续写小说。有一次我去镇上办事，经过郎家村时看到，雨后水渠和水塘都很满，一些养殖的水浮莲都漂浮到外面了。当时政府号召“为革命多养猪”，水浮莲是猪饲料。我就写了一篇小说《塘边追踪》。区文化站推荐我带小说去县里参加修改作品的学习班，在乾潭镇马鞍岭区委招待所开会期间，杭州市文化局来了两位干部传达了新的精神，发挥文艺轻骑兵作用，推广革命故事，小说可以改成故事。

　　我有口吃的毛病，在学校不善言谈。因为是自己的小说改成故事，我只有硬着头皮自己的故事自己讲。会议就在大畈村组织故事晚会，那天来了好几百村民。当时文化生活贫乏，村里几个月才放一次电影或文宣队演出，除了听广播，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有故事会就已经很不错了。虽然我讲得不怎样，村民们还是听得很认真。区文化站知道我会讲故事，就抓住我不放了。让我学了几个故事，组成故事专场，到处去讲。而我也很乐意，毕竟不用干活了，工分是公社统筹的。

　　整个大同区6个公社七八十个村，还有学校、医院、矿山、供销社、信用社等等，方站长带着我到处赶场子讲故事。多的时候一天要讲3场，换3个地方，每场2个小时。故事内容多是农村题材和观众容易产生共鸣，再加上我讲故事时会用眼神和观众交流，台下掌声、笑声总是不断。我越讲越来劲，一点也不觉得累。《新来的妇女队长》、《不平静的山村》、《母女会》这些故事都很受欢迎，当然还有我自己创作的一些小故事。

　　一个人一张嘴，一个话筒一杯水，成本低、效果好，很受大家欢迎，讲着讲着，我就出名了。

　　故事人生

　　与话筒结缘一辈子

　　我活跃在各个地区、各个重要会议。1973年夏天，我获得了杭州地区故事赛第一名。市文化局把我和萧山的罗贯中，桐庐的吴文昶，桐庐知青徐丽丽组合去杭州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故事晚会，演讲了七夜。之后我参加省市的创作学习班，聆听作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的讲学，并有幸和巴金的女儿李小玲和女婿祝鸿声在一个小型学习班相处了几天。

　　1974年4月，我和大同中学徐乃忠老师合作创作一个剧本。徐老师是复旦大学高材生，是高中文科毕业班的班主任。在外出修改作品时，我接手了他的班主任工作。我只比学生大一两岁，只读到初一，一个初一的学生到高中毕业班代课，这是我在广阔天地讲故事的一个奇迹。之后，严州中学、建德师范、浙江冶金学校等都给我发了聘书，担任工农讲师。至今，我还保存着严州中学的聘书。

　　1975年11月，全县大招工，当时我已经担任了大同公社文化站站长，我被铁路招了工。之后，县里召开评《水浒》故事会议，我被临时叫上台讲故事，结果得了最佳成绩。会议结束我就接到了县委政宣组的调令，留在建德。先在县剧院上班，后来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三年 ，主动要求去县广播站（广播事业管理局）。在广播站的任务是编辑记者，但我还是热爱讲故事，就自发地开设一个时间讲故事。当时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广播喇叭，听广播的人比现在用手机的人还多。

　　后来我婉言谢绝了去浙江省委党校读书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的机会，因为我离不开话筒。此后，我一直活跃在建德拿话筒的场所，我忘不了广阔天地讲故事的经历，更忘不了农民的掌声和笑声对我的培养。

　　第一排（右一）为程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