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方向明坐在电脑前，把箱子里的考古材料，一张张拿出来整理、抄写。牟老以前习惯晚上打电话过来聊天，这个时候，方向明要么在炒菜，要么酒刚喝完，“以前也有烦他的时候，但现在电话再也不会来了。”虽然是笑着说的，但方向明还是些许伤感，尤其这几天慢慢整理箱子，时有触动他的东西出现。

　　在最后一只箱子里，他发现绍兴市坡塘公社狮子山著名的306号墓的所有资料。此墓在1982年3月发掘，是浙江省内首次发现的一座较大型的先秦墓葬，出土了很多高等级文物，比如乐伎铜屋，俗称“铜房子”，是罕见的先秦青铜房屋模型，现展于浙江省博物馆。

　　“这下，可以好好理理了。”方向明说，这些材料过去公布得不完整，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显得特别重要。

　　“浙大化工系防空洞　75.5”(记者注:1975年5月)、“杭州曙光路101号(市农机公司仓库)采”，有两块石钺上写着这样的字。方向明一看便知，“哎，这个不容易啊，你应当知道曙光路是什么意思。”

　　1953年，解放后浙江首次考古，就在老和山(现浙大玉泉校区U字楼)进行。牟永抗在《长江中下游的史前玉玦》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看见史前玉玦是1953年夏天……。”另一篇《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里也有一段回忆:“(1953年)报到不久，我们这些对考古学完全陌生的小伙子的兴趣，是先到早三十年代就已发现的古荡(即老和山、现浙江大学校址)、良渚和嘉兴双桥、湖州钱山漾等遗址开一开眼界……”

　　那是牟永抗们，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的青春。

　　方向明把这些文字贴在朋友圈里，跟了一句转发语：我们的前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和历史界。1976年秋冬至1977年春，牟永抗主要负责编写了河姆渡第一期发掘报告——《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河姆渡文化”的断代及其内涵》，光文字就有12万字(另外三位执笔人分别是梅福根、魏正瑾、吴玉贤)。这部稿本后来删减浓缩成图文并茂的70页发表在《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原始报告后来没有公布，2004年方向明对全文进行过整理，现保存在档案室。

　　方向明说，任何前辈，跟工作有关的档案都属于考古资产的一部分，是文物，也是必要的档案资料。像牟老最后一只箱子里还有罗家角遗址(1979年11月发掘)的材料，在移交给档案室前，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

　　牟先生留下的手稿也比较多，方向明要一一分类，就连破了的封皮袋也不能扔，也是文物，“必须用最好的方式整理存档。”方向明说，“我们做考古的，如果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样的，你所做的哪怕再好也是不完整的。”

　　比如，《牟永抗文集》是省考古所原所长曹锦炎在任时决定出版的，他的初衷，一为老先生们建立学术文库，二是激励一下所里的年轻人。“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追求物质利益，在学术上有追求的人不多，这对后辈是一种榜样。”曹锦炎说。

　　牟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正通过一个最妥帖的方式，在延续着它的生命，滋养着后来人。那么，我们身边那些文化老人，他们离去后留下的手稿、证书、书画、著作，是否还躺在冰冷的角落，没能及时抢救？它们，是否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安放呢?

　　本报记者 马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