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报恩

　　“我是对口支援过来的，完全出于自愿。”这是郑强的开场白，“至于很多人匪夷所思的，为什么要从浙江跑到贵州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报恩。”

　　“报恩”两个字，郑强说的时候，加重了声音。

　　为了报三个恩。第一是为浙江大学报恩。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当年9月起，校长竺可桢率浙大700多名师生，一路辗转，从东南走到西南，途经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后于1940年初，抵达黔北遵义湄潭办学。

　　“此后七年，贵州人民收留并养育了颠沛流离的浙大师生。”郑强说，“正是在贵州大地培育出了浙大‘东方剑桥’的美誉，这个恩，要报！”

　　“此外，我还要报两位老师的恩。”他说，在他成长过程中给他最多指导、最大帮助的两位恩师——四川大学的徐僖院士和北京大学冯新德院士都曾在贵州湄潭读书。

　　“我在浙大本来就干得好，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副书记，我的血液中流淌着浙大求是的血液，加上我前面讲的两位恩师对我的培养。我也觉得到贵州大学体现了浙大人的责任和担当。”

　　因为这份担当，2012年6月1日，贵州大学110周年校庆前夕，郑强来到贵州大学担任校长。

　　其实，他与贵州这片土地的缘分，早就在血脉里生长出来。

　　他父亲当年随解放军杨勇、苏振华兵团进军西南时曾在贵州战斗，母亲也曾在贵州学习和生活过。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1675.4公里，他从杭州来到贵阳，从一所全国一流著名高校到了一所地方高校。

　　他说，刚开始，是一种走入陌生天地的欣喜，浑身都充满干劲。“一个贵州省，在欧洲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国土面积了。把这样一个地方的大学搞好了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吗？”

　　他在办公室里，住了八个月。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来不及吃饭，肠胃不好，拉肚子一天七八次，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

　　助理透露，这些年，给教职工订的体检套餐，校长都没去过，“真的没时间去”。

　　他的办公桌上，如今仍散着些消炎药，收纳柜里，还有一塑料箱瓶瓶罐罐的各式药丸。

郑强的贵州四年，压力与理想交织。他说——

支援西部，只有一个郑强不够

　　穿着棕色皮鞋的脚跺了一下地面，整个人突然蹦到了沙发后面的窗口，指着外面的树林，“这片林子美丽吧？这个中心广场明亮吧？”

　　这是3月初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的会客室。风从纱窗里透过来，很是有些凉意，天上积压着阴阴沉沉的云，木樨树的枝桠倒伏在院里，匍匐着向前生长，憨憨地伸出一蓬蓬绿来。57岁的郑强在说“理想”。

　　他的确是个理想主义者。

　　2 孤独

　　印象中，贵州大学就是校歌里的模样，“溪山如黛，常沐春风，学府起黔中”。推开窗，就能见到山，无边无际的绿色，常闻百鸟啁啾，书卷味流淌。

　　学校对面是花溪国家湿地公园，满目苍翠，夏天荷叶满田，秋天芦苇轻摇。

　　但刚到学校的郑强，傻了眼，学校的核心区杂乱无章，树木歪七扭八地长着，道路破损严重。一下雨，行走都困难。颇有历史的大礼堂外墙也因长年失修显得破旧。完全失去了“核心功能”。

　　“以前这里是走不了人的，树木倒下来，青苔满地，地如沼泽，铁围栏锈迹斑斑。”

　　他上任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这些树木。为了在树林里铺上道路，供人行走，必须移植一些树，进行彻底整修。

　　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当时学校有人反对，还举了牌子（抗议），说那些“参天古树”代表贵大魂。有人根据他的名字联想到了动画片《熊出没》里爱砍树的“光头强”，郑强也落下一个“光头强”的绰号。

　　“并不存在砍树事件。给树木进行修枝，被个别老师认为是砍树，其实只是将一些杂树移栽到新校区。凡是移树必须要修枝，不修枝就活不了。”主管该项工程的贵大后勤处负责人说，“这项工作是事先报政府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的。”

　　这位负责人说，所谓广大师生游行抗议的说法并不属实，“光头强”也是媒体的杜撰。

　　绿化整治后，这片核心区成为了贵大师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只要天气晴朗，长凳上便座无虚席。不少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也喜欢来这里。

　　但是，似乎从所谓的“砍树事件”开始，郑强倡导的每一项改革都不顺畅。

　　维修校园，颇有争议；购买校车，被人质疑；制定章程，有人反对。前两年，他说自己很孤独，似乎做什么都不能被理解。

　　不过，他依然顶住了重重压力，强力推进改革发展——修校园，买校车，对教师进行考核，狠抓教风学风考风，推行通识教育，引进高端人才，倡导学术强校，启动新校区建设……

　　一位退休教师把这理解为“专制”，“这个大学，就差姓郑了。”

　　贵州大学阳明学院院长张寒松教授说，郑强就是这种性格，遇事讲原则，不讲情面。“刚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时间久了，习惯了，他就是一个率直的人。”

　　3 两面

　　有人说，郑强只会吹牛；有人说，他说得多，做得少；还有人说，他习惯了在镁光灯下听掌声，把生活也当舞台了。

　　他听到了不少这样的声音，但是依然愿意开口。有一说一，遇到看不惯的，会当面指出来。

　　作为一个地道的重庆人，这直来直往的性格或许与生俱来。

　　很多人眼里，他高调，还有些张扬。但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大四学生刘正玮认为，“一枚硬币都有两面”，正因为这种性格才让他们的“强哥”有勇气，有魄力。

　　2012年，郑强花了三个月时间，通过走访考察学校部门和学院，启动了贵州大学行动计划，提出尽快启动建设贵州大学新校区。在省委书记到学校视察时，他跟上省委书记的车把计划书递了上去。很快，贵大拿到了40个亿，新校区建设启动。

　　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十分理解郑强的风风火火，“人无完人，郑强校长有时候做事急一些，说话直一些，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但郑强校长的确是非常优秀的校长，对贵州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人认为郑强校长是愤青。而我认为郑强校长是在舆论场上发出教育的好声音。”陈鸣明说，“郑强校长极大地提高了贵州和贵州大学的知名度、美誉度。”

　　“我的愤青是大胆对不正确的东西说不！就好像做实验，见不得差错。”郑强说，理工科的人实验做多了，性格就成了这样。

　　所谓人红是非多，人一旦被关注了，每句话都容易被放大，被曲解。

　　“我受的伤害，比那些不说话的人，多多了，但是难道因为这样，我就不说话了吗？在有些方面，我必须坚持，这是为了维护教育的根本。”说这话的时候，郑强语气强势，眼睛因为表情用力显得更大了。

　　为了教育，他仍坚持发声，还鼓励学生应该大胆表达自己，“一个学校如果教育孩子千篇一律，都这样稳重、低沉，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独特的见解，那中国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因为他，贵州大学开始被更多人知道。采访中，所有的人都认为：“郑强成了贵州大学的名片，他让贵州大学的名字响亮了。”

　　2016年12月23日，贵州大学在人民网发布的《2015-2016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中综合指标位列第19位。（下转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