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

　　《慈悲》

　　慈

　　悲

　　“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一个人，一只猫的”

　　5年前，路内来杭州参加悦读盛典，领取的是新人奖。他称自己那时年轻气盛，甚至有些狂妄，因为他在台上“放言”——几年后要回来领大奖。

　　5年后的今天，路内已入不惑之年，狠狠地在江湖漂过后，他果然如愿，在格非、金宇澄、王小妮、迟子建之后，成为年度春风白金图书奖得主。

　　这5年，他经历了很多，并且成为文学圈公认的“一线作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所有的经历都是写作的财富。“学刘伶，把苦酒和美酒全部痛饮下去。”是路内如今对人生与“活着”的理解。

　　人性之中有“慈悲”

　　钱报记者：评论家李敬泽不久前说到：张悦然、葛亮等70后、80后作家已成为一线作家。你觉得哪部作品是你闯进一线的转折点？

　　路内：一线作家这个说法，还是从文学界和读者的接受度来谈的，对作家本人，激励作用比较大，当然也有反作用。

　　一线是个现世的价值观。有些作家在世之时不为人知，死后被认可，有些一部作品登峰，有些是靠逐渐积累。我这个说法也好像有一种“文学史的焦虑感”，其实没那么夸张，写小说是件有趣的事，值得我一直做下去。

　　如果非要给出答案的话，《慈悲》可能是所谓的一线凭证吧，但作家要是总这么自我认证的话，意义不大。

　　钱报记者：今年的评委熊培云说，他看完《慈悲》很喜欢，尤其是结尾，当了和尚的弟弟出现，和侄子水生相遇又分别。有戏剧感，这样的收梢，是自然而然写出来的吗？

　　路内：小说的结尾就是这样一个悖反，弟弟是个假和尚，他也觉得自己有悲悯心，是好事；水生和这个公司有仇，他说假庙是不能获得救赎的。这两个人的观念可以一直争执下去。

　　我一直觉得，普通人的人性之中都有“慈悲”这个因素，古代的儒道佛，近代的人道主义，甚至功利主义、丛林法则，都在正正反反地塑造人性。总的来说，这些想法都太大，需要熊培云、梁鸿这样的学者去分析，小说家给出的不太可能是答案。我对于生和死的问题，理解得始终还是浅薄。

　　《慈悲》来自父亲的讲述

　　钱报记者：我们第一届的时候，你以《云中人》获得年度新人奖，从新人奖到白金奖，正好用了5年时间。

　　路内：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站台上就说，过几年还要再来领奖，给人感觉狂妄了。

　　钱报记者：这5年，你经历了些什么?

　　路：我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写了几部电影剧本，看上去自信满满。我还曾经宣称坐等瓶颈期到来，现在手头的长篇小说写了快两年还没过半，算是应验了。五年来的大部分经验都和写作有关，这不是好事。因为一直写长篇小说，写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因为长篇是一个漫长的“局”，像走进镜子里，我能记得的是自己六次写完长篇时的心境，其他几乎都快忘记了。

　　钱报记者：从《少年巴比伦》到《慈悲》，你的风格有变化，好像有一种从“青春”走向“成熟”的东西。

　　路内：《慈悲》的风格确实和《少年巴比伦》不一样，这个问题或许和写作路径有关系。当年写完《少年巴比伦》以后，文学界我听到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所谓青春写作，但我个人倒不这么认为，作品被贴上“青春写作”的标签，是不大好的一件事。在写《慈悲》的时候，我就想怎样在相对比较正统的文学环境下写作。

　　钱报记者：我看到评论家张莉说，“当我们还习惯性地认为这位写出《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等长篇小说的作者将在残酷青春写作道路上一路飞奔时，路内写出了《慈悲》。”

　　路内：这是写作的一个必然过程吧，越写越大，越写越深。但我并不认为《少年巴比伦》是个简单的小说，它有着我难以控制的深刻和悖反，我现在看来，《少年巴比伦》很好，但瑕疵也有。《慈悲》，我觉得没有《少年巴比伦》好，但技术上瑕疵很少。《慈悲》是个很大的东西，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一个人，一只猫的（路内自己养了两只猫），表达的是最普通的生存观念，也可以是低水位的文化程度中仍可保持的一种善。《慈悲》主要的故事，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

　　钱报记者：写《慈悲》到了“增一字都难的状态”，我听说编辑想让你加字，但你就是加不出几个字了，这个我听起来，会有两个念头，一个是路内是不是有点矫情呀?另一个是路内的写作已经非常成熟。你自己的感觉呢？

　　路内：确实有点矫情哈。我的状态是这样的，小说写好一年内觉得改无可改，过了一年最好推翻重写。这都不太好，有点虚妄。至于说成熟度，有时是能力，有时也是运气，这个题材这个风格，又遇到这个作家正好自信满满能写能改，那就能表现得还可以。我们所说的成熟，有些指风格的定型，有些是指作品的调性，偏向娱乐型的作家也有他的成熟度可以考量，但对大作家就会用另一套学术的标准。谈到成熟，作家最好清醒一些。

　　写“工厂”是一个自然经验

　　钱报记者：很多人从《慈悲》联想到余华的《活着》。

　　路内：不太好意思和余华先生的作品做比较，公开讲这个更轻佻了。我觉得如果有相似度的话，首先是一种文学的传承，这和眼界、审美有关，其次是两部小说里的人物都带有江南一带的狡黠和温厚。

　　钱报记者：下一部作品会写什么？会继续以父亲和自己曾经的工厂经历为原料吗？

　　路内：还真都有。一是写了十年的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写1990年代的技校和工厂子弟，今年希望能写完。一部短篇集写十年，我想自己也算是有诚意了。另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写到血汗工厂。

　　不过，我倒一直没有给自己贴“工厂”的标签，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自然经验，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并不是每个写到爱情的作家都会被列为言情小说家。但我也不高兴出来辩解，显得我好像特别急于要“转型”似的。也许还会写到我的父亲母亲，写到我的祖父，家族里的故事挺多的，但我也没有“家族叙事综合征”（这个是文学界的一种揶揄），看运气吧。

　　钱报记者：我知道最近一年来对你可谓悲喜交集，《少年巴比伦》公映，但是你父亲离你而去了，这一年也是你在写作上的丰收年，借用余华的书名，你觉得“活着”是什么?

　　路内：电影的事不想谈了，酒气财色，表面上看到改编公映很风光，其实给我提供了很暗黑的小说素材。将来我要是写中国的青年导演怎么上位，真能写出花来。

　　我父亲78岁，走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经常坐着叹气。假如可以永远不作告别，那又何必写小说呢。我以前觉得文学荣誉是可以永生的，现在发现，永生是多么虚妄，不得安宁。时间必然流逝，人们必然要告别，所谓活着，到最后并没有神的光芒、文学的光芒环绕，到最后都是在黑暗中找到一线微光，能够安慰自己或者给人以安慰，应该满足了。或者开启另外一种模式，学刘伶，把苦酒和美酒全部痛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