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

　　《北鸢》

　　溯

　　源

　　“我更关注的是，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人”

　　很多杭州读者还记得——2016年深秋，一场受台风影响的大雨里，葛亮准时出现在钱报读书会的现场，与同样不顾大雨前来的读者，分享他的新书《北鸢》。

　　《北鸢》距离葛亮上一部长篇小说《朱雀》出版，已过去7年。7年中，他有3年在做案头工作：格物、考据。这个过程，也是葛亮建构史观、不断打磨对历史表达的立场与观念的过程。

　　去年那场读书会上，很多读者得知，葛亮的太舅公是陈独秀，表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祖父是著名的艺术史学者葛康瑜。《北鸢》有对家族史的回溯，只是，葛亮的写作，是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人。

　　历史都是“毛茸茸的”

　　钱报记者：《北鸢》中，你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谁？

　　葛亮：我自己印象较深的，是褚玉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我外公的姨夫，当时是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我外公就是在他那里成长的。

　　我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实际是有某种难度的。因为要依允家族内部历史，去重新勾勒这个人物。当时家里老一辈的人，对我有一个忠告：怎样写这样的人物？就是把国事当家事写。

　　一方面，他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算是曾经指挥方遒，纵横捭阖的人物，秦瘦鸥在塑造他时，也更多表现了这个方面。而我更关注的是，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人的过程，还原到家庭本位的过程，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也是一个姨夫。

　　我之前也讲过，真正打动人的是人之常情。这句话不光是应用于小说创作，所有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层面都是这样，所以我会更关注他作为人的细微处甚至是脆弱处。

　　后来我花了一定篇幅，勾勒他在北伐情势聚落之下，一种实际上在正史里不太会触及到的人生境遇。

　　我相信我笔下的褚玉璞，和在前辈作家作品中看到的，无论是在面貌还是整体性情与气质上，都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是因为从家庭内部出发的表达，会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更重要的是，把他还原成人本身的意义所在。

　　钱报记者：每个人的家族史，宽度都是有限的，个中人事是否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而在《北鸢》之中，人物纷繁，军阀、草寇、商贾、女佣……对于这些人物的创作，您心中是否具有某一种择取的标准？

　　葛亮：小说的原型实际上涉及到3个家族，我的外祖父，是一个资本家家庭，外祖母，是一个仕绅家庭，还有我的祖父，是皖南一个知识分子世家。所以整个家族史的纬度还是丰富的。但也因此有非常多的人物需要取舍。我取舍的标准，其实是人性的温度。

　　民国是非常动荡的一个断代，动荡对人性是极大的考验。但同时也最能表现出每个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我希望从小说的角度去表达的很重要的文化空间。在这种探寻中，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和温度。

　　所谓的历史，我之前有个形容，叫“毛茸茸的历史”，它绝非条分缕析、规整严正的大叙事的格局，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节，这种细节收藏了有关于人性的温度，有关时代最幽微的地方，同时也是最需要我们以细节为路径去深入、去触摸、去把握的时代肌理之处。

　　写小说去触碰祖辈的人生

　　钱报记者：您最喜欢的人物是哪一个？

　　葛亮：我内心层面，最喜欢的还是主人公文笙。大家也可以感觉到，相较其他角色，他的人生并不跌宕，甚至并不是一个非常投入于时代和生活的人。

　　这种表达，是因为跟这个人物原型——我的外祖父性格有关。他是非常淡和的人物，也很包容。恰恰是这样一个角色，在我书写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时，特别有意义。他面对时代不会僭越，同时对人性有体察和包容心，他见证了别人的风景和开阖，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因此发生大的改变。从我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中正的时代谛视者和体察者，他的冷静对于我客观地去表达时代非常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非常像《老残游记》里的老残。文笙看待那个时代的视角，因为温和，赋予了温度，他能看到人性里的美好之处。

　　序言中我也讲到外公身上令我钦佩的一点，他对时代有包容与和解之心。他出身资本家家庭，后半生也遭遇了动荡和磨难，但他始终有这样的心态。这使他安然度过一生，保持良好的心境与人生状态。

　　钱报记者：《北鸢》对您以及这个时代的意义何在，您想过没有？

　　葛亮：《北鸢》深入到家族肌理中，对于我，或者对于时代都是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每个人都有求本溯源之心，当我通过小说触碰到祖辈的人生过往时，那种感觉相当美好。通过他们的人生去把握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脉搏和温度，感知在一种风云跌宕之下，每个人都拥有发现机遇、自我选择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同时我也想通过小说，表达我对中国文化格局的体认和观察。

　　这部小说与《朱雀》合称“南北书”。中国的文化版图丰富博大，从空间角度来说也存在分野。我们时常说“北望家国”，北方更多的是一种“土”文化，政权和文化处在稳固的核心地位，而南方文化更像“水”，多元、开放、离散。当你真正深入到这种文化肌理中，你会发觉这种分野是相当有意味的。游弋于其中，这种丰富性，会延伸出多义性和开放性。

　　《北鸢》中，居于中国空间不同位置的城市，北方的天津、中部的襄城、南方的上海，在文笙生活经历的贯穿之下，有了交叠、交缠、互动，产生文化上的广度。这是我非常想要去呈现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