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蔡邦华（1902~1983），昆虫学家。江苏溧阳人。1923年毕业于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1924年回国执教于浙江大学农学院，1926年又赴日本攻读研究生，1932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奠定了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基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走进浙大农学院充满冷气的库房，听院长陈学新讲述——

西迁路上，宁扔行李不扔标本

昆虫学家蔡邦华留下“镇院之宝”

　　【当下】

　　1939年的昆虫标本

　　是今天的“镇院之宝”

　　浙大紫金港校区，农学院的大楼里，有一个特别的库房，收藏着一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采集的昆虫标本。昨天，农学院院长陈学新从充满冷气的库房里取出一个盒子，展示在记者面前。他说，这是“镇院之宝”。

　　盒子里面是两只长得很像枯黄树叶的昆虫标本，标签上写着：“1939年采集于广西宜山”，“叶[脩][虫]（音xiū）科”。

　　“叶[脩][虫]，是竹节虫的一种。”陈学新说，“我们常见的竹节虫像树枝。叶[脩][虫]很稀有，长得像树叶。不过，它本来不是枯黄色的，活体的叶[脩][虫]，是绿色。”这个标本已经保存了70多年，褪色了。同时代的昆虫标本还有不少，都像泛黄的旧照片一样透着年代感。其中甚至有一种全世界翅展最大的蛾子，叫“乌桕蚕”，有一个电话座机那么大。

　　这些是浙大农学院曾经的院长、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在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遗产。“抗战爆发以后，浙大西迁。蔡先生在西迁之路上依然采集昆虫标本，讲授昆虫分类、昆虫生态学。等到回迁的时候，路途遥远，他什么行李都能扔，唯独把这批宝贵的标本，和重要书籍留下来了。”陈学新说，当然，留下来的还有蔡先生的治学之道。

　　【传承】

　　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

　　蔡先生的思想在流传

　　浙大农学院昆虫科学研究所的生物防治实验室，像个小型的温室。小株的包心菜就像盆栽摆在架子上。有几颗包心菜的菜叶，已经被小菜蛾啃得满目疮痍。而实验人员则小心翼翼地把菜叶上的小菜蛾取下来，放进一个塑料杯里，那里面是它的天敌——菜蛾盘绒茧蜂，一种专门以小菜蛾为宿主的寄生虫。

　　“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课题。”陈学新告诉记者，“田间的害虫有很多天敌，假如我们把天敌培养好，就能防治害虫，而不需要喷洒农药。田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调整生态环境，让害虫的天敌生存得更好。”

　　其实这个学术思想，正是蔡邦华先生流传下来的。

　　1929年，蔡邦华开始从事螟虫生态学的研究。1930年在德国进修期间，他以米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了实验生态学的研究。在错综复杂的组合里，证明米象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三个最佳结果——寿命最长、发育最快和繁殖最多，并最终确认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要因素。他得出的这一结论，使久经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引起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重视。后来，他在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的关系等方面，又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蔡邦华对松毛虫发生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松毛虫发生“虫源地”的观点。他在松毛虫的防治上，阐明了“生物潜能”的新理念，为松毛虫的综合治理提出一个崭新的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造松毛虫发生基地的植被结构，提高森林自控能力，强调自然条件下的天敌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种生物防治的思想，我们继承下来了。”陈学新说。

　　【坚守】

　　蔡先生的“求是精神”

　　学术上“人人都有发言权”

　　从1939年起，蔡邦华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13年，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奉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

　　蔡邦华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为我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和新亚种，共达150多个。他所编撰的《昆虫分类学》，构建了一个清晰、完整、简洁的新系统——二亚纲、三大类、十部和三十四目。他的种种努力，直接推动了我国昆虫分类学的发展。

　　蔡邦华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学术交流方面更是坚持求是精神。他主张在学术上，无论老少亲疏，人人都有发言权，并且坚决服从真理。

　　比如，关于松干蚧学名的争论一直是很激烈的，蔡邦华一度认为我国沿海的松干蚧雌性成虫触角为9节，与日本桑名伊之吉的鉴定不同。但他的学生杨平澜却认为中日两国的松干蚧是同属一种。两人谁也不能说服谁。后来，蔡邦华亲自从日本带回原产地松干蚧的标本，重新进行检查，才发现桑氏记载确有错误。

　　1981年初，蔡邦华在云南昆明召开的森林昆虫学术讨论会上，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承认杨平澜的论点是正确的，从而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浙大人的求是精神在蔡邦华身上得以生动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