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季·上课记

　　9月开学季。小学生踏入校园，身后是成年人的惶惑不安；而大学生，作为更为独立的个体，这一次踏入一个校门之后，有更多自我选择的意味。

　　“我不相信知识必定改变命运，但是，探求知识，经历世事，放开眼界，绝对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而中国的大学和大学前教育的最大区别，恰恰在于，是做个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还是主动的身体力行的探究者。”

　　写出《上课记》的王小妮，从教师与旁观者的角度，给出一种前行的引导。

　　而纵观百年来的高等教育，无数初入大学课堂的年轻人，最终，仍旧以自我的方式，去拨开身陷的迷茫。

　　那么，2017年的开学季，你准备好了吗？

一本《上课记》，有王小妮的期望

年轻人应该从中看清自己的困扰并学会——

自己判断，自己解决，自己长大

　　9月23日，第一次课。我看看教室下面这些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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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些就要接受所谓高等教育的孩子们，眼睛里重新透出10岁似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光芒。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才对得起这满含着水分的注视。

　　这是《上课记》的开头。

　　这几天，微信朋友圈里，又流转起诸多《上课记》的片段，写出《上课记》的王小妮被形容为“奇怪的老师”——她要在学生的写作中消灭毫无意义的好词好句、“最好的老师”——她一直在追问自己该如何不负讲台下灼灼的眼神。

　　其实，这仅仅是王小妮教学中的日常，她又以最为朴白的方式，记录下这些日常。

　　于是，从2012年起，有了《上课记》、《上课记2》，以及由东方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上课记》。

　　新版增加的部分是“我们来自‘上课记’”：王小妮教过七届大学生，她手里的花名册上有1000个名字，其中的19个人，在2016年7月写了他们大学毕业后感受最为深切的生活。

　　《上课记》一直在呈现着王小妮与学生的互动，包括课堂内外，也包括书中的文本样式。这一次，“互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更为广阔的延伸。

　　王小妮用那些一掠而过的细节，记录下一个时代和一群年轻人。

　　而教育该是什么模样？师生该有哪些共同秉承的判断？王小妮与她的《上课记》，给出了一种回答。

　　【土地与人】

　　“你的出生地不丢人，它永远都是你的来路和宝藏”

　　钱江晚报：在《上课记》中，您时常和学生谈及“土地与人”的关系。虽然，您的学生有一大部分来自农村，但90后农村学子与土地的接触已经非常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城镇。为什么会重视让这一代学生去审视土地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梳理，对于他们的成长有怎样的意味？

　　王小妮：在1998年到1999年间，我有机会分别去了重庆巫山、贵州织金、陕西延安和佳县，认识了一些去贫困山区支教的城市青年、在乡村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写了《巫山的背后》、《巫山行》和《陕黔记》，几万字，都是记录性文字，收在了《中国腹地行》这本书里，那时候还没“非虚构”这个概念。

　　从那时候起，我对于乡村出来的学生的关注已经开始了，在高校里常爱问学生从哪儿考来的？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真的遇到了从贵州毕节地区、从重庆僻远山区来的同学，简单算一下，他们几乎就是几年前我在这些贫困山区遇见的留着鼻涕的小学生。

　　我也遇到了从东北山区来的学生，而上世纪70年代，我恰恰是一个在那个寒冷地方插队的知青，对那段生活，也有写过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我知道北方农民几月播种几月收割，知道土地的艰辛。

　　这种奇妙的联系，不是哪一个具体地域，而是形成了整个的对土地和人的关系的认同感。

　　现在，即使是来自乡下的学生，从来没离开过小镇，也不太懂得土地，因为他们得一直读书，一直啃书本，一直被父母家人告知，只有离开土地才可能有前途。对于乡土，他们更多的认识是一走了之或不愿提起，我可能可以提醒他们，你的出生地不丢人，它永远都是你的来路和宝藏。

　　而城市长大的孩子，也有必要了解我们这个刚刚要走出农耕文明的族群特征。

　　钱报：大学聚集了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上课记》中也涉及到诸多有关故乡的话题。在您看来，故乡对这些远离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

　　王小妮：家乡是背景，大多数人都很难再回去了，这既是乡村几代人的愿望，也是严酷的现实。

　　如果他们拿不定主意来问我，我会建议他们去大地方，看看世界，别被小地方给框住了。也有同学回到家乡，只要是他们决定了的，我会支持。

　　曾经遇到一个回到自己读书的小学做乡村教师的大学毕业生，我很好奇：站在自己读书时候的教室讲台上，这位置变换的感觉。不过后来，这个在距离武汉不太远的乡下教书的女老师去了上海，决定走之前，家人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好好的铁饭碗不要了？很久没她的消息了，感觉她的境遇好一点会跟我说的。

　　【存在感】

　　“更多的孩子不肯做父母手中的棋子，中国式父母也更容易被伤害”

　　钱报：最新一版的《上课记》，收进了很多学生踏入社会之后的近况与感想。除了他们作为个体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变化，对于这一代人，您从他们的文字中，读出了什么？

　　王小妮：他们的态度比上学时候应付来自老师的“作业”主动多了。文字变得扎实淳朴了，读书时候，写什么是要交差，完成就万事大吉，现在是扎扎实实的个人的生存现状。

　　他们有点急着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读书读了十几年，最后终于进入他们不适应不知所措的现实中，这个适应调整的过程，三年两年是不够用的，可青春短得很，所以，他们最常发出的感慨是：老了！

　　钱报：19位“来自《上课记》”的同学，文字之间，可见他们中一些人仍有当下的迷茫，但多了自主的选择和决定。

　　王小妮：他们终于开始体会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了。过去十几年里的选择决定，几乎全是靠老师靠家长在，到了大学毕业，忽然有被抛向、被甩到社会上无依无靠的感觉。没有人再能替代他们去选择和决定了，更多的是家长的能力有限了，少数能力强的家长照样毫不松懈地继续帮他们做决定做安排——这是普通农家做不到的。

　　得说说传统的报效和尽孝的思维，“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还相当顽固，特别是小地方的女生，毕业了，家人卖力帮她安排一份小镇上的稳定工作，几乎马上就要盼着你结婚，而这之前的十几年，又恨不能时刻都在叮嘱着读书时候不能恋爱。这前后反差太悬殊了。

　　也有家长能理解他们，由他们选择自己的路，我其实是懂得他们的那种不敢即兴表达的中国式父母的焦虑。

　　更多的孩子不肯做父母手中的棋子，但逆向思维也让他们不知不觉中伤害了父母，而中国式父母也更加容易被伤害。

　　钱报：《上课记2》中，您曾写道，“好无助”（一位自称“好无助”的学生）的电话号码，还安静地在手机的通讯录里。那些可能仅联系过一次的学生手机号码，那些已经出现或者没有出现在《上课记》中的短信与邮件，您一直都保留着吗？想到或者再读到它们，有怎样的心情？

　　王小妮：不教书以后，我就换了智能手机，上课时一直用最便宜的诺基亚。好多电话号码、好玩的短信息，都保留在那个旧手机里，不过，他们毕业离开后，电话号码都会变的。将来，那部手机就很珍贵了。

　　一直都没有重读它们，包括几大包学生作业，它们跟着我从海南回到深圳，在角落里安静地待着，没舍得丢掉，不过也没有去再看，看起来太沉重，那种氛围和气息都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