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画马，世人皆知。可“徐悲鸿是谁”，却不好回答。

　　徐悲鸿是国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中国美术史上极负盛名。

　　杨先让是徐悲鸿的学生，在他心中，老师是永远也说不完的。于是，最早成书于2000年的《徐悲鸿》，一版再版，到2018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每一版都有新增加的内容。

　　在2018图书订货会上，“从悲鸿到黄河”这场活动，汇聚了众多有故事的先生。除了杨先让先生，还有李苦禅大师的儿子李燕、徐悲鸿艺术委员会秘书长廖鸿华、徐悲鸿的长孙徐小阳……

　　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5年（1948—1953），杨先让不仅得到了老师的亲切教导，而且对这位绘画大师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而李苦禅与徐悲鸿交游深厚。

　　杨先让生于1930年，李燕生于1943年，这样的两位老先生聚在一起，关于往事的讲述，不但罕为人知，而且金句频出。

　　杨先让

　　我们学画是为出路

　　徐悲鸿学画想的是国家

　　《徐悲鸿》这本书是我在国外写的，写作的原因很明确——因为有人在骂徐悲鸿。我受不了。

　　义不容辞，我向外国介绍徐悲鸿，底下的学者听众很感兴趣，他们就鼓励我：讲得这么好，能不能写？

　　我没想过。

　　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比如说吴作人等等，都活着呢，轮不到我写，我属于孙子辈的，没想过要写。再说，我文笔也并不一定好。

　　后来我又讲徐悲鸿，包括他的感情、事业等。我认为他所有的事都可圈可点。没有掩着藏着，都是很外露的，坦坦荡荡的，而且站得非常高，都是为了民族、国家。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学画？就是为了将来能有出路。而徐悲鸿学画，他想的是国家，是中国美术应该走向哪里。

　　我就想，你骂徐悲鸿，骂中国美术倒退了50年，我不承认。

　　我194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到退休，一直都是在徐悲鸿的艺术思想熏陶下走过来的。

　　后来，也有了有利的条件——我在美国待了16年，徐悲鸿的后代，我差不多都认识了。还有蒋碧薇的干女儿，孙多慈的侄儿、学生……

　　包括廖静文馆长，我写书的时候，廖馆长说：“听说你在写《徐悲鸿》，你怎么不回来找我，我什么都告诉你。”

　　后来，我访问廖馆长的时候，她给我谈这个，给我谈那个。我写出来了，一版，二版，这是第三版，每一版出的时候我都增加了一些。

　　这一次的后记，我越发感觉到《徐悲鸿》说不完了。好多事我不了解，我想了解，但知情人都去世了，所以我感觉到很遗憾。后记里，我甚至点了好几个人的名字，都应该好好地写，可是我没办法去了解了。

　　我们这些人，死的死，现在剩下的就是这么几个了，我还能出来蹦跶蹦跶，有的同学都躺在那儿，根本起不来了，有的已经走了。

　　李燕

　　1918年我的父亲李苦禅

　　第一次见到徐悲鸿

　　我22岁半在中央美院毕业，受徐悲鸿教育体系长达8年。

　　我现在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全国能喘气的有66位。

　　谍战剧《风筝》刚播完，前两天，我拍了一段节目，介绍我父亲的一生。他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最近才由权威部门正式披露——大家只知道他曾经被日本鬼子逮捕过，因为爱国。但是不知道他的正式身份，他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北平情报站的正式情报员。

　　关于徐悲鸿先生，咱们应该怎么提呢？从哪儿切入呢？我们从西方应该引进怎样的美术和美术教育？这取决于他的价值观。

　　我觉得徐悲鸿先生，看到了当时那种人心鼎沸、国难当头的现状，他希望能从国外引进一些能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的艺术。这样的画拿进来，不管是国画，是创新的国画还是油画，不需要解说员，观众都能看得懂。

　　有人攻击说，徐悲鸿引进的那些画，那都是很落后的画。

　　艺术什么叫先进，什么叫落后？这概念应该是个伪课题。

　　李苦禅讲，艺术只要是好的，没有时空界限，只要是坏的，出来就该死。中国好的作品拿到世界各个地方都好，古代好的现代人还说好。

　　所以，不要轻易讲新旧。最旧的就是太阳，你要嫌太旧就在地下室呆着。

　　这些年来，我认为出现“去徐悲鸿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站在历史断层中间，是在坑里，所以，他不知道我们传统文化有多高。

　　我父亲和徐悲鸿很有缘分。

　　1918年，他跌跌撞撞到了北京。他问：听说北京有个大学，不知道里头有没有教画画的。人家给他指个道：北大。

　　父亲进了北大，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长袍，也不知道是谁，就问：这里有教画画的地方没有？这个年轻人很和气：有的。

　　我父亲就跟着去了。进了一个屋子，满屋木味。那么多木头架子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那是画架。

　　那是他19岁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虽然只有一个暑假。那时徐悲鸿先生经常跑到乡下，但他给我父亲安排一些功课，这样就等于我父亲接受了新画的启蒙教育。

　　1919年3月，徐悲鸿起程赴法国。等他回国之后，我父亲就有更多的机会与他接触。

　　那个时代，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人们成熟得很早，不论什么辈分、年龄，学的是真理。徐悲鸿才比我父亲大四岁。

　　昨天，为期3天的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馆（老馆）落下帷幕。

　　2018年的阅读风向如何？我们会看到哪些优秀的、特别的作品？在订货会现场仔细逛一逛，可窥知一二。

　　今年的订货会主色调是“红红火火”。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主题出版物倍受青睐，各大出版社都结合自身特色陆续推出一系列图书。

　　传统文化的追溯和挖掘也是重点，有专业研究型出版物，如《清朝前史》；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也越来越多，如《康震讲王安石》等。

　　很多出版社就少儿读物举行了现场活动，涉及绘本、英文学习、文创等诸多方面，围观者提问也很热烈，目标在于如何让孩子学得更多、更好。一些本不在该领域的出版社，也意欲在新年扩充“疆土”。

　　本期“全民阅读”，我们选取现场的两个瞬间。

　　一是杨先让先生和诸位重磅嘉宾以“从悲鸿到黄河”为主题的新书（《徐悲鸿》与《黄河十四走》）分享会；一是马原的新书《唐·宫》发布会。

　　阅读背后，有更多故事，如同杨先让与李苦禅之子李燕两位先生所讲的父辈往事，以及马原在云南大山中的耕种、写作、阅读。

　　而这些故事，永远讲不完。

　　2018年，钱报全民阅读，也希望和读者不仅“窥一斑”，而是阅读中，去寻找更多的“讲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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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

　　《徐悲鸿》 杨先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