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教授性骚扰案终于给受害者一个交代：教育部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随后，人民日报官微喊话：“从北航到教育部，用行动宣示零容忍教师性骚扰。其他涉事高校，还有何理由观望？”

　　陈小武已经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架上，事实上，在此之前，有关于高校性骚扰事件举报不乏其数。但反观其他性骚扰涉事高校的处理结果，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欲一带而过，要么是石沉大海，欲假以时日，待舆情冷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据统计，从2014年至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13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中，有部分案件学校给出了处理结果，但还有三分之一最终成了“无后续”。

　　其中，舆论影响较大的2014年诱奸女学生的厦大教授吴春明、2016年对女学生“茶馆下药”的北京师范大学S教授在被撤去教职后，仍然在高校内担任图书馆工勤人员一类职位。如果说对于性骚扰黑手，只是挪个地方，换个位置，从骚扰者的角度看，惩罚力度根本起不到震慑效果。

　　高校不仅是学术的最高学府，更有如是在道德上披着一袭华丽的袍子，如果道德华丽的袍子下长了虱子，就不要再想着捂盖子了，捂盖子只能捅出更大的篓子。

　　北航教授性骚扰案无疑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个沉重的盖子下，是更多的沉默者。据2017年3月某高校发布的《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在中国的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中，有不少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报告显示这些性骚扰的实施者中师长（学校领导、领导、辅导员）占到近10%，教师更容易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中权力，暗示或者胁迫学生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而多数被害人出于种种原因选择了忍耐。每发生100起性骚扰事件，只有不到4起的当事人会报告学校或者警察。

　　为何沉默的羔羊只能在梦中呐喊？一是高校师生权力不对等，校园内部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和处理机制。早在2014年，76名厦大校友曾联署呼吁建立机制防校园性骚扰。时隔三年之久，尚未建立。

　　高校性骚扰事件仍是以网络举报的形式频繁上演，网络举报容易引起舆论关注，但随着爆料的增多，时间的推移，公众的关注度势必会下降，那么下一个受害者的正义如何得到伸张？同时，网络举报又易造成公众的道德集体审判，对被举报方的权益也会造成侵害。

　　二是，而从立法层面，校园性骚扰在罪名的认定上仍然存在空白，对“性骚扰”行为也缺乏清晰的判定依据。高校对此类事件的处理，基本是依据高校师德“红七条”。而对于性骚扰的处理不仅止于高校内的行政处罚，更应从法律层面有完善的追究惩治。在我国性骚扰案件一直是“低起诉率、高败诉率”。从立案举证到最终胜诉均困难重重，而且惩罚力度和结果，让受害者觉着举报行为得不偿失。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基础。是时候从法律和行业层面建立和完善反骚扰条例了。

　　如果说，这场反性骚扰运动是一场由下而上掀起的风暴，那么，对那些已被曝光的高校性骚扰事件，受害者和公众更应该得到一个交代。这就不仅需是高校内部自我清洁机制的完善，更需要在法律层面对性骚扰案件，从申诉到判定惩戒有一系列可执行的完善细则，让长虱子的高校不敢也不能再捂盖子。

　　本报评论员

　　陈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