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那么大，民谣很多样

　　钱报：近几年您和大陆的文艺青年们有怎么样的交集和观察？

　　马世芳：我在真正来大陆之前的了解大多是聚焦在网络上的。这种了解大概都是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在那个时候注册了豆瓣，现在十多年了。起因是因为好奇。后来发展成了惊讶，对豆瓣上的一些文艺青年也很佩服。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离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依旧对台湾民谣非常好奇。对更早的台湾流行文化有情感，有热情。

　　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台湾的民谣运动其实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那个时代的音乐作品里面有那一代人的斗争、迷茫、愤怒和追求。

　　后来我到了大陆，去了北上广、绍兴、昆明等城市，那些和我接触的文艺青年，普遍都有一些对知识的焦渴。

　　有一些小镇青年，他们可能不居住在北上广这些地方，没有很好的信息条件，但是他们也会有不错的音乐、文艺修养。他们中的有些人最后决定留在家乡。

　　比如我在昆明遇到开书店的年轻人，他们还在店里摆放了后摇CD。这一方面是他们生活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激情。中国那么大，很具有多样性，我非常佩服大陆的年轻人。

　　钱报：您听大陆民谣时是怎么样的感受？比如今天与您同场的的万晓利老师。

　　马世芳：接触晓利的音乐时，完整听的第一张专辑是《北方的北方》，特别喜欢。那是一种荒凉中的荒凉，在无人之境，有一种“绝对感”。后来又听到了《陀螺》、《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达摩流浪者》等歌曲，又找到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文化背景与大陆民谣的歌手有不同，对他们歌曲中表达的一些东西，只能是想象，对大陆社会的感情和理解也不一样。但也许正因为简单，所以听的时候觉得非常动人。

　　这些音乐精神上是朴素的，音乐的质地很本真。

　　希望鲍勃·迪伦活得长点

　　钱报：您听过十余次鲍勃·迪伦的演唱会，著作中有两本书名也来自他的歌名。年轻时候比现在，自己对他的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

　　马世芳：现阶段，即使在迪伦2016年获诺奖后，他的特刊、著作，相比历届的获奖者，也不畅销。或许知道他名字的人有许多，但我反而觉得很多人只是知道表面，能够说出第二首他的歌的人或许都不多。了解他的人也只是小众而已。

　　年轻时候听到他的歌，比如《乔安娜的幻象》（Visions Of Johanna，鲍勃·迪伦, 1966年发行），或许不能完全理解他在写什么，但会觉得，好像有一个人把自己的梦给写了出来。

　　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不懂迪伦，不认为自己理解了他的歌，1965和1966年创作的超现实的歌词，是否是游戏之作？歌词中的那些或虚幻或真实的人，又表达着什么？

　　现在，我还希望他活得长一点。过去几年，科恩(Leonard Cohen)、娄·里德（Lou Reed）、大卫·鲍威（David Bowie）相继去世，那个年代的音乐人，剩下的不多了。他现在还保持着每年100场的巡演，身材也还很瘦，说明还保持着健康。

　　钱报：去年至今年，嘻哈乐在大陆是一个热点，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矛盾。您对这种音乐类型在大陆的演绎怎么看？

　　马世芳：任何音乐类型在刚刚出现的时候，都是充满矛盾的。比如爵士乐，布鲁斯最早也曾被形容成“从妓院里面传出来的音乐”。嘻哈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舶来品，经历这一过程也很正常。

　　嘻哈本身，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至今，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音乐体系了。在这个体系里有非常多的层次类型，我们能听到尖锐的嘻哈乐，也能听见肤浅的、表面炫耀的嘻哈乐。

　　现在，是要看后人是如何把这个音乐类型去丰富，完善，赋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