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游戏项目，雅名“秋兴”，俗称“斗蟋”，也就是斗蟋蟀。

　　在江南，“斗蟋”又叫“斗蛐蛐”，“80比较前”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辈，都玩过。然而现在是电子游戏兴盛的时代，“斗蟋”，成了很小众圈子的事情。

　　作家白峰，也是“斗蟋达人”，写了一本书叫《斗蟋小史》，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写这本书，是向大文人兼大玩家、写了《秋虫六忆》的王世襄先生致敬。貌似一本讲斗蟋蟀的小闲书，书中却暗里波涛汹涌，以小见大，说的却是中国古代的物候气候，以及南宋多少兴亡事。

　　据白峰说，斗蟋这游戏最早就是从南宋的都城杭州兴起的。

　　据《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南宋杭州有名的蟋蟀交易集市，就在如今杭州上城区的官巷，“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

　　被误会的“蟋蟀宰相”贾似道

　　钱江晚报：杭州成为斗蟋中心，有气候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吗？

　　白峰：较之唐代，北宋的气候总体上已经开始寒冷了，唐代长安城里盛开的梅花，宫中栽种的尚能结果的柑橘，到了宋代都已经不能存活了。到了北宋末年，气候的变化忽然加剧了。

　　这几天杭州大雪，大家兴奋得不得了，但和北宋末年、南宋初期比，那简直弱爆了。

　　据咱们浙江大学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的研究，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当时杭州每年的最后一场雪，一般是在阳历3月中下旬，最晚的记录是在阳历4月中旬，这相当于今日河北北部、辽东半岛的情形。

　　今人常常蔑视徽宗，其实我们可能都忽略了气候变迁对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徽宗是赶上倒霉的一代君主。

　　杭州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也自然成了经济文化中心，人才荟萃、外来人口激增，也带来了财富和各地的习俗、文化，李清照、辛弃疾这两个济南人不也是都到南方来了吗。

　　我们现在能从史料中看到的有关南宋养斗蟋蟀的记录，基本上都和杭州有关。

　　不论是《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有关武林售卖蟋蟀的市场，还是张鎡、姜夔以蟋蟀为题的唱和，叶绍翁《夜书所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这类描写逮蛐蛐场景的诗词，再到野史中记录了贾似道斗蟋蟀的史料，周密《武林旧事》著录的售卖促织盆的店铺，都发生在杭州，其他地区则无此记录。明代早期的蟋蟀谱也产生在杭州，直到万历时期依然如是。

　　钱江晚报：您说，“蟋蟀宰相”贾似道一边斗蟋一边心事重重，苦苦支撑着风雨寒蝉般的最后的南宋，你对这段历史有另外的看法?

　　白峰：王朝兴衰只能说明当时的制度已然山穷水尽。贾似道有纨绔习气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贾似道被重用，还是得自他的老上级，一代名将孟拱的推荐。

　　从《元史》里看，忽必烈还多次称赞贾似道的能力。

　　至于贾似道对敌之际尚踞地斗蟋蟀这类故事，多出自故意的贬损，浙大何忠礼教授在《宋代政治史》中曾有较为客观的评述：“贾似道生活腐朽，他的纨绔习气至老不改，这完全可以相信，但个人品质是否恶劣到如此地步，我们却不能从宋末元初人、治学态度严谨而又对故国深为怀念的文天祥、黄震、谢枋德、郑思肖、周密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印证，所以有些记载还是值得怀疑。至于说到贾似道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依然不理朝政，度宗对襄阳局势一无所知，贾似道对襄阳被围见死不救等等，却与史实不合。”

　　贾似道被污名化主要的来由在于他推行的“公田法”和“打算法”。

　　“公田法”相当于强抽大户的财产税，以用于军费以及回收纸币以抑制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打算法”则相当于对军费开支有一个审计的过程，以免吃空饷之类，应该说出发点和初衷都是好的。贾似道以自家田亩一万亩为先导，但是却得罪了整个江南士族大户，后来刺杀他的郑虎臣也是大地主出身。当日推行此法，亦属无奈之下的非常之举，开罪上层社会也是意料之中，贾似道何等聪明、世故，但却坚持推行之，我们今日也说不清这叫义无反顾还是一意孤行。但是从其作为，言贾似道权臣可也，云其奸臣则未必。

　　当日山河动摇，贾似道身居高位，却回天乏术，忧心忡忡又难以言说，野史中记录的贾似道的一些乖戾、暴烈的行为虽未必就一定是真的，但大约可以反映出他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

　　南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人们把责任全都推到贾似道身上，似乎一切败象全出自贾似道政策艰险，是属于不明社会大势之论。此类情形，历朝历代，多得很呢。有了历史的纵深，我们以今日之眼光，实不该不明所以继续对贾似道作污名化的解读。

　　南盆北罐，有人专门收藏

　　钱江晚报：中国文化中有“见微知著”一说，一只小小的蟋蟀身上，能看出哪些名堂？

　　白峰：蟋蟀可以视为是中国人宇宙全息观的一个缩影，是对天地规则自然观的一个体现，这从蟋蟀作为“物候”现象的《诗经》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一叶梧桐而天下知秋；秋声连蟋蟀，寒色上梧桐，说的都是“见微知著”的道理。

　　钱江晚报：喂养蟋蟀的器物，也就是蟋蟀罐，也能体现出中国古代器物之美。历史上有没有留下一些值得一说的名器，有没有一些人专门收藏的？

　　白峰：蟋蟀罐著名的器物很多，瓷质蟋蟀罐以宣德皇帝御窑厂烧造的为极品，民间不大有。真正的养盆还是陶质蟋蟀盆，南方称盆，北方称罐，区别在于南北两地气候差异较大，各自按照适合当地的情况而采用了不同的制式，南盆壁薄而浅，北罐壁厚而深。无论南盆北罐，现在都有人专门收藏，包括过笼、水槽，蔚为大观。

　　钱江晚报：西班牙人斗牛，中国人斗蟋，大与小，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您觉得跟国民性有关吗?

　　白峰：这个事和所谓“国民性”可能关系不大，但是和各自先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关系甚巨。西班牙人在大航海之前，也是以游猎、游牧为主，而中国人则较早地确立了农耕的生活方式。物候、节气，都是在农耕生活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自然的认知，这也和中国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