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任渊，1951年12月出生，原杭州吴山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建德李家公社诸家大队插队落户，三年后抽调到当地供销社工作，后调建德县百货公司、建德县商业局、建德市广播电视局、建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2012年退休。

　　人生历程不可避免地烙着时代的印迹。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就有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必然经历——上山下乡当知青。追忆那些遥远的岁月，时而依稀若梦、时而恍若眼前，但尤如树轮镌在树心，这段经历凝结在我的魂魄精血之中，影响着我的一世人生。

　　“花被子”引领插队落户新生活

　　1969年1月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一个月后，我们8名同学被分配到建德县李家公社诸家大队，开始插队落户当知识青年的岁月。

　　下乡那天，风雪迷漫，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颠簸，来到群山环绕的李家，冬天田野的萧条被雨雪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一下车就被面前的景色，与学校工宣队宣传的美好农村的巨大反差震惊了。前来迎接的干部们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而农民们则一拥而上为我们扛行李，提背包，特别是一伙人争抢同学们的花被子。如此热情的迎接场面，冲淡了我们心中刚刚弥漫起来的不安。知青们跟着自己的被子行李分散到各队去了。走在我们前面刚才还嘻嘻哈哈热热闹闹的农民们，回头看到跟在身后的我和另一男生，逐渐沉闷起来——事后才知道当地因经济落后粮食紧张，在迫不得已接受知青时，把男知青看作是分摊消耗他们有限的经济收益和口粮的负担，都不愿接受。而抢着要迟早会嫁出去的女知青。因而把花被子当作是争抢女知青的一个标设，没想城里人盖花被子的不光是女生。这个小队一下子接受我们两名男知青，可以想见他们心中有多懊丧。

　　参加农业生产过好劳动关

　　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世界观，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其中主要的途径。耕作方式和生产条件的落后，劳动特别辛苦，对知青来说过好劳动关是下乡插队的最大考验。我所在的小队五、六十余口人，共十几个劳力，经营着十来亩水田，几十亩山地，还有不多的一些苎麻地，因此一年四季都需在田地里忙碌。

　　我参加过从春播到秋收，从水田到旱地的大部分生产劳动。但有一样劳动至今不忘，就是给田地上猪牛粪肥。一大早全队的劳力分成两拨，壮劳力负责到社员家的猪圈牛栏里挖粪肥，并挑运到田头。而妇女和弱劳力则在田里摊粪肥。我因个子矮，力气小只能当作弱劳力参加后者。当第一次站在田里用手去抓那冒着热气、臭气薰天的粪肥时，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的反映是如此强烈，早上吃的东西忍不住地往上翻。可是看着身边的女社员愉快地抓着粪肥天女散花般抛撒着，我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咬着牙硬着头皮把手伸进粪肥堆里，抓一把扯开掰碎，然后往四周水田里抛掷。泥水和着粪肥四处飞溅，弄得浑身满脸粪迹斑斑。终于收工回家，尽管用肥皂一遍遍地洗涮，可手上身上那股腥臭味怎么也洗不掉。但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候化肥还是靠分配的生产资料，成本又高，田地施肥还是以猪牛粪肥为主，因此这可是一项常规劳动。我是在一次次地重复中适应了这项劳动。

　　在各项农活中，三伏天的“双抢”劳动，是对人的身体和意志的双重考验。为赶上季节，不误农时，每年早稻收割和晚稻播种必须抢在立秋前完成。“双抢”开始，小队所有劳力，包括已放暑假的孩子们和休息在家的老人们，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半个多月起早摸黑，头顶三伏骄阳，不停收割，不停插秧，整天累得腰酸背痛。还要经受蚂蟥叮，乌蚊咬，田水泡，被抓破的手脚溃烂起来，我的腿上满是疮口，从夏未烂到初春，至今疤痕累累。经过“双抢”的艰苦考验，其他劳动的辛苦似乎都不在话下。

　　劳动是与工分挂钩的，工分是劳力价值的体现。我所在的小队10个工分只值4角钱。我身单力薄，队里只给我评了4.5分工分，比一个妇女劳力的最高工分还少0.5分，劳动一天所得仅1角8分，到年底结账成了一个倒挂户。知青工分低的问题逐渐引起上级重视，并专门下文件规定，我的工分才被调整到7分。

　　与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

　　快过年了，公社倡议知青在农村与贫下中农过革命化春节。大队为了让知青过好年，也作了一些安排，每个大队干部都领几个知青去吃年夜饭。

　　除夕之夜，我们几位同学去了大队长家，他那位慈祥的老母亲站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看着一桌香喷喷热腾腾的菜肴，让人口水直流。农民们平时省吃简用，所养的生猪家禽都要卖了换钱，很难得吃肉。一日三餐辣椒当家，无菜不辣，是这一方的口味。除了山区气候的因素需要吃辣椒来挡寒驱湿，当时的经济条件也迫使当地人用辛辣食品来解决口味的需要。但再穷也不能穷过年，餐桌上摆出了鸡鸭鱼肉、豆腐和炒菜，主人一再殷勤地劝大家吃菜，在最初的拘谨过后，我们的筷子都不由自主地伸向那几个令人馋涎欲滴的荤菜中。可是筷子头的感觉告诉我们，那是没有煮熟的半生菜，能夹在嘴里也是咀嚼不动的。但客人们还是锲而不舍地专注在那几碗荤菜，主人的脸面上就有了些许的尴尬。事后才知道，这些荤菜是农民家正月里的门面，一直要应付众多上门拜年的亲朋好友，年夜饭自家人是不会去碰的。而不懂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真把自己当作了客人。

　　吃罢晚饭还有革命化的节目等着我们——全村人点着灯笼火把搞“农业学大寨”的地改田运动。从现代目光去看，那是特定年代一种违背自然规律、不讲科学的荒唐行为，硬把经营了几辈子的熟地，搬高填低平整为田。在山区、半山区的地理环境下，新改田缺乏可靠的水利保证，更可惜的是挖掉了高地上的熟土，底下成了不能耕种的石头地；而填掉了低洼地的熟地，成了松软的烂泥潭。到了第二年开春，耕耘在这些新田里的牛陷在泥潭里迈不开腿犁田，插秧人陷进齐腰深的烂泥田里拔不出腿来。多少年后这些田地才能长出像样的庄稼。

　　2014年的11月，我们曾经在此插队的8名知青又回到了离别40年的第二故乡——诸家。诸家的父老乡亲还像当年欢迎我们上山下乡一样，拉上横幅、燃上鞭炮，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而现在的诸家村，无论经济状况还是村容村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与村民共同回忆当年知青岁月，让人有沧海桑田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