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大新村，曾经大师如云，星光璀璨。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一众学者搬迁至此的还有他们的子女，这些当年的小毛孩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他们与众多学界泰斗为邻，见证了先生们在书房里治学，在客厅内论道，在自家庭院中侍弄花草……

　　这片不足60亩的宅院，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精神乐土，他们在杭大新村的成长记忆是对这里那段光辉岁月的见证。

　　蒋遂：蒋祖怡先生家的饭

　　父，蒋礼鸿，浙江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今年66岁的蒋遂在1957年随父母搬迁到杭大新村，在那里居住了18年。

　　我住进杭大新村时还在上幼儿园，这里原来叫道古桥宿舍，原来应该是个坟场，蒋祖怡先生家的院子里还留有一块《福望公墓》的石碑，刚搬来时，路上还可以看到骷髅。那时道古桥宿舍还处在建筑收尾阶段，各种建筑材料到处都是，就成了小孩子们的游乐场。

　　因为是西溪的一部分，宿舍周边有大片的竹林、树林、河流和小溪，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林子里筑窝，哺育幼鸟。到了夏天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院子里飞，我们捉上一只放在瓶子里，父母就会趁机讲“囊萤夜读”、“悬梁刺股”等故事。

　　我家住在五幢四号，和我家相邻的四幢和六幢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夏承焘先生、姜亮夫先生、陈桥驿先生、任铭善先生、王驾吾先生等。

　　我经常看到先生们来往在宿舍和学校之间的杭大路上，王驾吾先生走路时腰杆笔直；严群先生是由夫人搀扶着缓缓走在路上；徐朔芳先生是和学生一起，边走边谈；郭在贻先生步子急促……

　　当时杭大新村内，经常有学生到老师家中请教学业，这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当时也有不少学生来家里找我父亲，本科生相对来说，怯一点，硕士博士还有一些年轻老师来得多。谈的都是学业，我小，听不大懂，只记得父亲能解答的就解答，也有解答不了的时候，直接说，这个还不知道。事后查阅资料，他会再告知对方。

　　家里的客厅加餐厅常常被父母用来接待宾朋，我印象最深的是钟泰先生，他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叫他太老师。太老师看到我坐无坐相，就对我说“站如松、坐如钟”，并且亲自示范给我看坐姿。

　　还有一位来过我家的名人是季羡林先生。那天季先生来，穿一身灰色中山装，是那种穿过多年的旧衣服，脚上穿一双布鞋。季先生寡言，他称赞我父亲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写得好，父亲说，我只有一本小书。季先生说，司马迁也一本书。

　　都说文人相轻，可在我眼里，住在道古桥宿舍的先生们彼此照应，不仅学术上相互切磋，情感上也很融洽。

　　上个世纪60年代，我父母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到农村，我们姐弟俩吃饭就成了问题。父母就把我托付到蒋祖怡先生家里，我姐姐被托付到陆维钊先生家中。

　　我到祖怡先生家，不但吃饭，还睡在他家。因为蒋先生也要下乡，蒋家只有蒋妈妈和老人小孩。由于食物不充足，蒋妈妈为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动足了脑筋，把我们几个小孩从黄龙洞后山打下来的毛栗果磨成粉做米糕。有趣的是蒋先生家里还挂了一幅字：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食此物。

　　除此之外，我还在任铭善先生家里搭过伙，任先生吃饭的时候不苟言笑，有时候默默地往我碗里夹几筷子菜。

　　先生们在生活中都十分简朴。夏承焘先生家，他的夫人用小铁罐做成一个小炉子，点火用的燃料是夏先生不用的书稿纸，这些本被废弃的物品，他们都觉得可以物尽其用。

　　作为邻居，杭大新村的先生们会经常串门聊天，彼此切磋。我记得母亲盛静霞曾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则有任先生（任铭善）侃侃而谈，若钱钟书来了，任先生也不响了。

　　我现在还不时会到杭大新村里面去散散步，有时候驻足在先生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总能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

　　任平：夏承焘先生家的聚会

　　父，任铭善，浙江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古文献、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任平1957年随父母搬入杭大新村，先后在此居住8年左右。

　　我们搬进杭大新村时，住在一楼，因为这是第一批建好的房子，靠近河边还有房子在建，我当时五六岁，就经常在工地上跑来跑去玩。

　　那个时候，杭大新村里面还有一个幼儿园，上下学非常方便。我父亲在我读幼儿园时就开始教我刻图章，拿一方石头，刻个小动物，有时候还教我画画，他画，我就在旁边依葫芦画瓢，说起来，他是诗词方面的大家，但从不教我背唐诗宋词，教我读过的唯一一首是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他比较注重培养我的审美。记得最清的一次是一天傍晚，和他一起外出，那是冬天，天上有明月，地上是积雪，他带我到一处田埂上，有被白雪覆盖的青菜。问我，你是什么感觉。有时候，他会带我从杭大新村步行到拱宸桥看电影，沿着运河，边走边讲大运河的历史。

　　杭大新村里大师如云，在我当时那个岁数，接触最多的算是夏承焘先生。

　　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我读小学的时候曾在夏先生家断断续续吃过一年饭，午餐在学校解决，早晚饭就去夏先生家。因为夏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就尊称他为太先生。

　　太先生家里的饭菜，干净，简朴。他一家都是极其爱干净的，窗明几净。菜不但弄得干净，而且绝不油腻。素食为主，我印象当中在他家吃到的荤菜主要是带鱼和鲫鱼。太师母的简朴早有耳闻，这次也得到了印证。带鱼是红烧的，但切成的每一段大约是一至两厘米，我家至少是四厘米，这样，每伸一次筷子夹到的分量，就不够，小男孩也不管什么，就不停地夹来吃。太先生和太师母当然不会有意见，反而鼓励我多吃点。

　　太先生并没有把我当小孩，很愿意和我交谈，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常常谈他对中国画的理解，给我讲诗词。这让我挺高兴，也有极大的收获。我还记得他的书架上有几幅太先生画的水墨花卉，尺幅不大，率意但不失笔墨趣味，构图也别致。

　　太先生家常常有人来聚会，讨论学术问题，我会在边上听，虽然听不太懂，但有此“熏陶”也是极大的收获和幸运。

　　我在杭大新村居住时间虽然不长，但就是在这里接受到了古代文学的熏陶，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慢慢对此产生兴趣，再自己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