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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5版:特别报道

大师后人讲述杭大新村的故事

这片不足60亩的宅院,是当年那些著名学者的家,也是他们的精神乐土
都说文人相轻,但他们彼此照应,学术上切磋,情感上融洽

姜亮夫先生在杭大新村寓所前。
蒋遂供图
蒋祖怡家的柿子树还在。

  杭大新村,曾经大师如云,星光璀璨。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一众学者搬迁至此的还有他们的子女,这些当年的小毛孩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他们与众多学界泰斗为邻,见证了先生们在书房里治学,在客厅内论道,在自家庭院中侍弄花草……

  这片不足60亩的宅院,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精神乐土,他们在杭大新村的成长记忆是对这里那段光辉岁月的见证。

  蒋遂:蒋祖怡先生家的饭

  父,蒋礼鸿,浙江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今年66岁的蒋遂在1957年随父母搬迁到杭大新村,在那里居住了18年。

  我住进杭大新村时还在上幼儿园,这里原来叫道古桥宿舍,原来应该是个坟场,蒋祖怡先生家的院子里还留有一块《福望公墓》的石碑,刚搬来时,路上还可以看到骷髅。那时道古桥宿舍还处在建筑收尾阶段,各种建筑材料到处都是,就成了小孩子们的游乐场。

  因为是西溪的一部分,宿舍周边有大片的竹林、树林、河流和小溪,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林子里筑窝,哺育幼鸟。到了夏天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院子里飞,我们捉上一只放在瓶子里,父母就会趁机讲“囊萤夜读”、“悬梁刺股”等故事。

  我家住在五幢四号,和我家相邻的四幢和六幢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夏承焘先生、姜亮夫先生、陈桥驿先生、任铭善先生、王驾吾先生等。

  我经常看到先生们来往在宿舍和学校之间的杭大路上,王驾吾先生走路时腰杆笔直;严群先生是由夫人搀扶着缓缓走在路上;徐朔芳先生是和学生一起,边走边谈;郭在贻先生步子急促……

  当时杭大新村内,经常有学生到老师家中请教学业,这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当时也有不少学生来家里找我父亲,本科生相对来说,怯一点,硕士博士还有一些年轻老师来得多。谈的都是学业,我小,听不大懂,只记得父亲能解答的就解答,也有解答不了的时候,直接说,这个还不知道。事后查阅资料,他会再告知对方。

  家里的客厅加餐厅常常被父母用来接待宾朋,我印象最深的是钟泰先生,他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叫他太老师。太老师看到我坐无坐相,就对我说“站如松、坐如钟”,并且亲自示范给我看坐姿。

  还有一位来过我家的名人是季羡林先生。那天季先生来,穿一身灰色中山装,是那种穿过多年的旧衣服,脚上穿一双布鞋。季先生寡言,他称赞我父亲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写得好,父亲说,我只有一本小书。季先生说,司马迁也一本书。

  都说文人相轻,可在我眼里,住在道古桥宿舍的先生们彼此照应,不仅学术上相互切磋,情感上也很融洽。

  上个世纪60年代,我父母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到农村,我们姐弟俩吃饭就成了问题。父母就把我托付到蒋祖怡先生家里,我姐姐被托付到陆维钊先生家中。

  我到祖怡先生家,不但吃饭,还睡在他家。因为蒋先生也要下乡,蒋家只有蒋妈妈和老人小孩。由于食物不充足,蒋妈妈为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动足了脑筋,把我们几个小孩从黄龙洞后山打下来的毛栗果磨成粉做米糕。有趣的是蒋先生家里还挂了一幅字: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食此物。

  除此之外,我还在任铭善先生家里搭过伙,任先生吃饭的时候不苟言笑,有时候默默地往我碗里夹几筷子菜。

  先生们在生活中都十分简朴。夏承焘先生家,他的夫人用小铁罐做成一个小炉子,点火用的燃料是夏先生不用的书稿纸,这些本被废弃的物品,他们都觉得可以物尽其用。

  作为邻居,杭大新村的先生们会经常串门聊天,彼此切磋。我记得母亲盛静霞曾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则有任先生(任铭善)侃侃而谈,若钱钟书来了,任先生也不响了。

  我现在还不时会到杭大新村里面去散散步,有时候驻足在先生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总能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

  任平:夏承焘先生家的聚会

  父,任铭善,浙江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古文献、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任平1957年随父母搬入杭大新村,先后在此居住8年左右。

  我们搬进杭大新村时,住在一楼,因为这是第一批建好的房子,靠近河边还有房子在建,我当时五六岁,就经常在工地上跑来跑去玩。

  那个时候,杭大新村里面还有一个幼儿园,上下学非常方便。我父亲在我读幼儿园时就开始教我刻图章,拿一方石头,刻个小动物,有时候还教我画画,他画,我就在旁边依葫芦画瓢,说起来,他是诗词方面的大家,但从不教我背唐诗宋词,教我读过的唯一一首是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他比较注重培养我的审美。记得最清的一次是一天傍晚,和他一起外出,那是冬天,天上有明月,地上是积雪,他带我到一处田埂上,有被白雪覆盖的青菜。问我,你是什么感觉。有时候,他会带我从杭大新村步行到拱宸桥看电影,沿着运河,边走边讲大运河的历史。

  杭大新村里大师如云,在我当时那个岁数,接触最多的算是夏承焘先生。

  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我读小学的时候曾在夏先生家断断续续吃过一年饭,午餐在学校解决,早晚饭就去夏先生家。因为夏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就尊称他为太先生。

  太先生家里的饭菜,干净,简朴。他一家都是极其爱干净的,窗明几净。菜不但弄得干净,而且绝不油腻。素食为主,我印象当中在他家吃到的荤菜主要是带鱼和鲫鱼。太师母的简朴早有耳闻,这次也得到了印证。带鱼是红烧的,但切成的每一段大约是一至两厘米,我家至少是四厘米,这样,每伸一次筷子夹到的分量,就不够,小男孩也不管什么,就不停地夹来吃。太先生和太师母当然不会有意见,反而鼓励我多吃点。

  太先生并没有把我当小孩,很愿意和我交谈,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常常谈他对中国画的理解,给我讲诗词。这让我挺高兴,也有极大的收获。我还记得他的书架上有几幅太先生画的水墨花卉,尺幅不大,率意但不失笔墨趣味,构图也别致。

  太先生家常常有人来聚会,讨论学术问题,我会在边上听,虽然听不太懂,但有此“熏陶”也是极大的收获和幸运。

  我在杭大新村居住时间虽然不长,但就是在这里接受到了古代文学的熏陶,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慢慢对此产生兴趣,再自己去学习。


钱江晚报 特别报道 a0005 大师后人讲述杭大新村的故事 2018-03-23 6861487 2 2018年03月23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