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人，像候鸟一样，冬天去南方过冬，天暖和了，回到北方的故乡。一直生活在东北黑土地的著名作家迟子建看到近些年她的故土的变化，故乡也有一类人在慢慢多起来，她称之为“候鸟人”。

　　两年前的4月，迟子建前来杭州领取春风图书势力榜年度白金图书奖，两年过去，这位行事低调的著名女作家已经走过《群山之巅》，给我们带来了新作《候鸟的勇敢》。

　　《候鸟的勇敢》是一个八九万字的小长篇，一个虚构的地名“瓦城”是这部小说的地理坐标。而这个瓦城，不言而喻是东北城市的一个缩影。在美好的四季更替、候鸟迁徙的北国风光之外，这里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这里，阶层的冲突也非常激烈。正因为“爱之深，责之切”，她对故土的书写才会如此持续，如此犀利。

　　一个作家该有怎样的生活呢？

　　迟子建说，一个是现实生活，一个是精神生活。没有这两个生活的互相照耀，或者说没有这两个世界的“格斗”，也产生不了文学上的“赢家”。

　　刚刚进入芒种。哈尔滨气温升到了36℃，在这南北大地都农事繁忙的时候，钱江晚报时隔两年，与迟子建进行了一次对话。

　　现实中的人物走入了小说

　　钱江晚报：苏童说过，“大约没有一个作家的故乡会比迟子建的故乡更加先声夺人”。《候鸟的勇敢》依然是以您的故乡叙事，您觉得是否比《群山之巅》更进一步地贴着当下的东北世相？因为写故乡，您主观情绪影响到作品本身吗？

　　迟子建：《群山之巅》的写作很艰难，因为那里要处理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且结构上的倒叙中的倒叙，也比较消耗人，所以写时有痛苦感。因为触及了当下的一些生活，个别是大家熟知的，所以可能它在文本上比较吃亏，读者更想追逐陌生的东西。我倍觉遗憾的就是有些人不去思索熟悉的事件背后人物的走向，我是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完成的救赎，是法律的还是自我道德的惩罚？这是我小说中用功之处，可惜被忽略了。

　　所以尽管《候鸟的勇敢》写得顺畅，也同样是故乡叙事，但在对待人物上，我依然是循着人物该有的轨迹走，写出他们的内心的挣扎，痛苦与欢欣。当人物走进故事时，无论他来自故乡还是他地，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人物，所以我不会受主观情绪影响，一定要让他们尽可能丰富立体地活起来。

　　钱江晚报：张黑脸这个人，让人想起《群山之巅》里的安雪儿，他也有一种通灵性，您的东北系列小说似乎喜欢这种有点超现实主义的表达，这些主人翁灵性的存在，是否是为了突出东北黑土地的神奇，和它的地域独特性？

　　迟子建：我因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接触了一些灵异之人。比如有个人，一旦村子有人死了，他就会神秘失踪几天，直到葬礼结束他才归来（我把这个人物写进了一篇小说），比如《采浆果的人》中，那对智障的兄妹，大鲁二鲁，也是我童年见识过的人物，他们懂得古老的遗训，春种秋收，所以当一个村庄的人在深秋时节，为了采浆果而挣得一点现钱，全然不顾收获时，只有智障的兄妹按部就班秋收，为冬天储存蔬菜。结果一场大雪突然降临，只有他们收完庄稼，而那些追逐现实利益的聪明人，一年的收成都被大雪掩埋了。还有像《群山之巅》中的安雪儿，那个精灵一样的侏儒，也是我童年曾见过的，感觉她像天外来客一样。所以他们走进我的小说，不是虚构在支撑，而是现实版的人物走进人物画廊，极其自然。

　　写出“小坏”的根源

　　钱江晚报：小说中意味深长处很多，比如“不要以为候鸟都是好鸟”。您塑造一个周铁牙这样的灰色人，您觉得这样的人物是否是小恶，所谓小奸小坏，那么他离“大恶”远吗？

　　迟子建：这样的灰色人，其实我的小说中不难找到。短篇《野炊图》《一匹马两个人》，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空色林澡屋》，长篇《伪满洲国》等。小坏如果汹涌澎湃，汇聚成滔滔浊流时，也就是说万众小坏，就很容易形成大恶，这个大恶可能就是整体民族素质的下降。而我在作品中并不刻意谴责小坏，因为有的小坏，是为生计所迫，或是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写出“小坏”的根源，才是根本。

　　钱江晚报：您的小说里一直都有自然与人的复调交响，小说写了自然界的候鸟迁徙，也写了东北社会人的“候鸟”属性的迁徙，是否构成一种单纯与复杂，自然之美与人性之丑的对比？这样一种“自然—人”的张力，是作家这些年的创作中一直有意凸显的吗？

　　迟子建：小说单纯地描写自然和风景，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当人物和动物在里面与他们相融为一体时，也就是候鸟和候鸟人共同出现后，风景才活了，亮了。

　　钱江晚报：我们看到瓦城不言而喻是东北城市的一个缩影。这里有浓浓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你觉得其中有老东北社会矛盾的折射吗？

　　迟子建：读者和批评家怎样解读，我觉得都有他们的权利，在此我并不想给小说定位在哪个层面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注意到在北国，出现了候鸟人与留守人之间，潜在的阶层划分和矛盾，而且这些年愈来愈明显。

　　每一种选择都是勇敢

　　钱江晚报：张黑脸和尼姑德秀师父的结合，是原始力，比如“食色性也”，还是您觉得是一种爱情的东西？两人关系的抒情性描述，有无精神上拔高之嫌？

　　迟子建：张黑脸和德秀师父之间，不能叫“结合”，而应该说是“爱情”，所以我很感动有读者说我是在写坚贞的爱情，当然也有人说是在写真爱已死。这些解读都有合理之处。两个世俗中人的痛中的爱，我作为创作者，更多的是倾情白描。当我们对美好的爱产生怀疑时，可能才会觉得他们爱得不真实。但真实就在那里，也许是我们的心灵不能抵达之处。

　　钱江晚报：小说的结局，张黑脸和德秀师父这一对男女埋了白鹳后，找不到归路，这样开放性结局，可以有不同解读，您的内心是迷茫的吗？

　　迟子建：我写作了三十多年了，如果三十年前，我可能会让那对东方白鹳迁徙成功，让张黑脸和德秀师父，得到一个世俗的婚礼。可是生命和生活都告诉我，我们的命运更多的是残缺，或者失败，那么就会有这样的结尾。在生活中我是个爱迷路的人，记得在哈尔滨第一次搬家，与帮助搬家的朋友们吃完饭回家，竟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那时还没有手机，我去公用电话亭，给同事打电话，问我的新家在哪里？成为笑柄。但在艺术中，我不会轻易迷路。

　　钱江晚报：现在很多东北人都是您说的“候鸟人”，富人们两栖，去南方过冬，普通人要南下打工，您的这个小说涉及的好像是第一种人，以后会有计划写第二种“候鸟人”吗？您自己也是“候鸟人”吗？

　　迟子建：我自己不是“候鸟人”，冬天没有雪花陪伴，我觉得日子过得不对。可能我生活在极寒之地，被寒风吹打惯了。你说的第二种候鸟人，我也关注到，至于他们以什么方式进入我的小说，有待时日。

　　钱江晚报：《候鸟的勇敢》可以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或寓言小说吗？“勇敢”二字，似有赞许和鼓舞，是正能量的，可以说说“勇敢”的含义吗？

　　迟子建：怎么定义小说，那是批评家的事情。我不给它贴任何标签。因为我对艺术上的流派和主义，都是满怀警惕的。作家也千万别有这种意识，否则可能是在给自己“缠足”。“勇敢”怎么理解都好，瓦城人传颂候鸟神话的那些“勇敢”，是勇敢；张黑脸和德秀师父冲破宗教和世俗羁绊的爱，也是勇敢；那对无比恩爱的殒命于暴风雪中的东方白鹳，也是勇敢；当然，写完一部作品，还要经受你的“拷问”，在酷暑中回答你的问题，也是勇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