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钱江晚报记者见到郑树的时候，她正“咔咔”地点着鼠标，准备月底去北京讲课的大会报告的幻灯片，她的身后，是金庸先生写给她的一幅字，“郑人高义，树木树人”。

　　“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几十年下来已经习惯了。”郑树常年穿着平底鞋，她带领钱报记者下楼去见她两位年轻的研究生，记者差一点跟不上她的脚步。

　　其实，早在2002年，郑树71岁时，就正式退休了。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仪式，甚至和前一天并没有任何不同，就像永远纤尘不染的白大褂。

　　郑树自然而然地回到工作岗位，“医院仍旧保持我的工作环境，我也有力气继续干下去。”她笑笑说。

　　如今，每周一、三上午，是郑树固定出门诊的日子，下午，还要诊治上午留下来的病人；每周二是MDT（多学科诊疗模式），其他时间还要上课、带研究生、做课题。

　　20年随访，海宁大肠癌发病率降低31%

　　郑树终其一生都在和大肠癌之谜作斗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她率领团队到海宁、嘉善地区开展大肠癌筛查。

　　当时，海宁有56万人，她们查了30岁以上的24万多人，靠的就是指检和一个15公分的直肠镜。

　　第一年，团队筛出4000多例高危人群，研究因此取得突破性进展，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知名期刊，荣誉纷至沓来。

　　回到杭州，夜阑人静，郑树却想起下乡时居住在破庙的夜晚：方圆几里没有人烟，有时早晨醒来，白茫茫一片，低头看，棉被上也飘落了雪花。她陡然打了一个激灵，继而想起那4000多个高危人群，心底一个声音问：“难道我们把他们筛查出来，就不管了吗？”

　　年少时，郑树做小学校长的父亲教育她，就是朴素的一句，“做人一定要负责任”。

　　在郑树的牵头下，海宁和嘉善的筛查，从此一年年地做下去了，随访也伴随始终。嘉善县自1987年起开展肿瘤登记报告工作，是国内最早开展肿瘤登记工作的登记点之一，由于资料保存完备、质量高，肿瘤登记数据连续4次被《五大洲癌症发病率》收录，是国内县级肿瘤登记处唯一一个。而对海宁筛查出的高危人群，团队进行了每2~3年随访复查长达20年，经统计明确，海宁大肠癌发病率降低了31%。

　　一张张随访卡，积累出独到的临床经验

　　如今，仍带领研究生做课题的郑树，还有两个最想解开的谜底。一个，她想探究，为何有的肿瘤局部很小，但很凶险；还有一个，是肠癌为什么会转移到肝脏去，“要预测，要干预，要阻断，”郑树干脆地说。

　　“肿瘤的合理、科学、规范化治疗，要建立在很好的随访基础上，郑校长就是想建立这么一套体系，”在郑树的弟子、浙二大肠癌诊治中心丁克峰教授看来，随访卡以小见大，体现的是“一个普通医生、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和一个负责任的医生科学家”的差别：“一个普通的医生，毛病治好了，我就不管了；一个负责任的医生，认认真真治，治好了病人感谢你；但郑校长是负责任的医生科学家，她强调规范化治疗，但是在此基础上，又特别强调个体化治疗。我们总是讲医生的临床经验，有时临床经验就是一种感觉，郑校长的感觉，就是从一张张随访卡片里积累起来的。”

　　郑树听着，摇摇头，笑了，指着丁克峰说：“你讲得太过头了，”她又指指丁克峰，“当我研究不动时，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

　　30多年前的问题，郑树用了一生来回答

　　1984年，当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郑树跨越半个地球，站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乳腺癌专家、提出辅助治疗第一人的Bernard Fisher（伯纳德·费舍尔）面前，首先让53岁的她震撼的，是Fisher先生建立的一套完整而庞大的随访体系：“当时，每年就有2000个乳腺癌病人的治疗材料要进入Fisher先生的随访体系，制度非常完整。”

　　当第一次在Fisher办公室见面，Fisher上下打量这位中国客人，很干脆地问她为何要来这里。郑树被突如其来的提问打蒙了，她脱口而出两个病例，一个是一位武汉病人，开刀18年后，“冬眠”的癌细胞苏醒；还有一个是郑树的好朋友，她的乳腺肿瘤很小，郑树为她实行了扩大乳房根治术，结果还没出院发现右下腹转移结节，一个礼拜后骨转移，一个多月就离世了，“这么小的肿瘤为何如此凶险，我想不通”，她告诉Fisher。

　　为何要来这里？这个问题，郑树几乎用了一生来回答。　　 而她的个人命运，也无可避免地随时代沉浮。

　　郑树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经历过动荡岁月，参与撰写中国最早的一套肿瘤学专著，担任过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她一点点“讨钱”建起西湖边的浙江医科大学3号教学楼。她访学过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瑞士，甚至还当过浙江女子篮球队队长，她相貌端庄，还参与过电影《女篮五号》试镜。

　　心态年轻，永远对新技术充满好奇

　　像一棵树历经风雨后将年轮刻在内心， 如今郑树也老了。71岁时，曾经的“一把刀”、能把手术剪刀当血管钳使的她还在上手术。她记得，最后一台手术，是一个上海来的盆腔肿瘤病人，当地的医院说无法手术，郑树看了片子，觉得盆腔间还有空隙，能做！

　　下了手术，郑树到处找不到自己的老花镜，其实，她上手术台时根本没戴。“原来我还能看清啊！”郑树自豪地想。

　　而她一手创立管理的随访体系，还在不断更新。张惠娟老师自2016年开始接过随访任务，平均每天要打30个以上的电话。像楼上的郑树教授一样，她也喜欢听到好消息，病人在电话那端一句“都蛮好的”，就能让她喜笑颜开、频频点头。也有时电话那头，也许是个年轻人的声音：“人都走了还有什么好问！”张惠娟叹息一声，并不把自己受到的冷遇放在心上。一个电话打不通，她做好记号，隔天再打。随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她做的就是最平凡也是最基础的工作。

　　除了“笨功夫”，随访还步入大数据精准医疗的新时代。浙二大肠癌诊治中心丁克峰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领衔国家级科研攻关项目——“结直肠癌专病队列”。目前，队列研究中的随访，将大数据技术、流行病学理论和遗传学技术等高新技术汇集，成为了精准医学时代的先锋学科。这些技术的整合，将使随访的信息更加准确，分析更加客观，得出的结论，将使结直肠癌预防和干预更加精准有效。

　　“在校长的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其实校长的心态也还和孩子一样，永远对新技术、新事物充满好奇，充满求知欲。”丁克峰说，郑树校长依然是他们的“定海神针”，郑树言传身教的医术、医德、医道，足以令他终身受用。

　　做完最后一台手术的那天，郑树缓慢地脱下白大褂。一回头，她恍惚看见第一次上手术的自己。那一年，她23岁，还是个实习医生。那是一台阑尾手术，她负责缝伤口。拆线的时候，她发现伤口不平，稍微有点高低。这个疙瘩，仍存在87岁的郑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