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说起,一句诗的背后竟有这么多廉洁细节
老杭州于谦的两袖清风
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官员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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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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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于谦祠于谦立像 视觉中国 供图 |
细数历朝历代廉政诗歌的创作者,与浙江有关的不在少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于谦和白居易。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肖瑞峰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在诗歌中所隐含的诸多细节。比如,于谦的“两袖清风”有他所处的时代的背景,也影响了后世的创作;而白居易,则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强烈意愿中,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尖锐讽刺和批判。
“在廉政诗歌的创作上,他们两人的视角不一样,于谦以表白心迹为主,白居易则是以揭露弊政为主。”肖瑞峰说。
白居易:
惟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
杭州的“老市长”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时,廉洁奉公,离开杭州了,还将所得工资全数捐出。
50岁,白居易到杭州担任刺史。从上任到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离任,不到三年,为杭州做了很多实事。
他主持疏浚六井,解决了杭城百姓“喝苦江水”的问题;在西湖边修筑堤防,平时蓄水,旱时放水,减轻了水害,还整理治水的方法和经验,汇成一篇《钱唐湖石记》,供后世当官者参考学习。卸任时,白居易还把节省下来的俸禄都充入公库,作为水利工程的备用基金。
白居易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中长大,又在各地当官,深入民间,目睹过民生疾苦,眼里自然容不下腐败。
“在古代,读书人想要改变朝政时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上书给皇帝,如果得不到公正的处置,那么就会选择写文赋诗。”肖瑞峰认为,白居易写下了多首锋芒毕露的反腐诗歌,就是为了让统治者体察老百姓的艰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写的《轻肥》,就是个典型例子。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前后,白居易还在天子脚下当官, “拜左拾遗”。“拾遗”,从字面上看,就是捡起遗漏的东西。在唐代,这是言官的一种称谓,“规谏朝政缺失”,也就是专门挑皇帝做得不对的地方,通过劝谏预防决策过失。
“轻肥”一词出自《论语》,指代轻裘肥马的豪奢生活。白居易的这首诗写了一场豪门盛宴,他希望皇帝注意到,在达官权贵中间,存在这样一种奢侈现象,要尽快出台规定,对官员“奢靡之风”有所约束。
在白居易笔下,唐朝那些不遵章守纪的官员,生活奢侈——“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悉,有些版本为“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肖瑞峰说,“意气”本来是无形的东西,在白居易笔下却可以洒满道路,可知这些官员骄横到什么地步;尘土本来可以使鞍马黯然失色,而今却是鞍马的光芒照亮了尘土,这又可见他们的鞍马有多么金碧辉煌。
接下来,诗人又用晒食谱的方法,把宴席上的美味佳肴一一曝光,无论酒菜还是水果,无不是价格昂贵。最后笔锋一转,从朝中权臣们吃得酒足饭饱,切换到数千里之外的江南旱地衢州: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当地一片赤土,颗粒无收,老百姓因为极度饥饿,吃完了草根树皮,竟然出现了“人吃人”的人间惨剧。
《新唐书》卷三十五记载:“元和三年,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广南、山南东西皆旱。四年春、夏,大旱;秋,淮南、浙西、江西、江东旱。”也就是说,从808年到809年,江南等地连年遭受严重旱灾。两句诗点出这天价豪宴不是出现在百姓丰衣足食之后,而是举办在百姓饥寒交迫的大旱之年,两个画面的强烈对比,是白居易对腐败现象的尖锐批判。
“由此可见,这些官员已经穷奢极欲到何等程度。这首《轻肥》诗直陈时弊,揭现实之疮痍,促朝廷之警醒。”
白居易类似的诗作还有《伤宅》《歌舞》《买花》,都收录在《秦中吟十首》组诗中。《歌舞》中“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达官贵人在享受奢侈,监狱里有冤魂冻死,对腐败行为的谴责如出一辙。
于谦: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杭州人于谦是明朝名臣,官至兵部尚书、少保、太子太傅,都是正二品、从一品的高级职位。
有句谚语说“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而《明史·于谦传》中却记载,“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也就是说,于谦蒙冤被抄家,但他家里除了御赐的蟒袍、剑器,并没有留下多余的钱财。
“制度本身的腐朽,决定了官员很难保持廉洁。于谦和包拯、海瑞都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清官。”肖瑞峰说。
一说到廉政,“两袖清风”一词,会是第一个被很多人想到的词,它与“为官清廉”直接挂钩,这便来自于谦的《入京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明代都穆所著的《都公谭纂》记载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于少保尝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其还京日,一物不持。”
当时,于谦还是任职兵部侍郎,主管河南。按照惯例,在外当官的每年年底都要入京述职,下属们都觉得这是一个“跑官要官”的绝佳机会,便建议他带些绢帕、蘑菇与线香作为公关用的“伴手礼”。于谦却断然拒绝,认为这些土产应当“资于民用”,不能用来行贿,败坏官场风气,所以他说:我去朝见天子什么都不带,免得老百姓说闲话。
古人的衣服袖子宽大,不仅可以用来掩面擦汗,还跟百宝箱一样很能装,手帕、钱包、书信都可以放在里面。于谦进京,“一物不持”,自然就是两袖空空,只留清风了。
自从于谦写下《入京诗》,“两袖清风”的风骨一直受到后世尊崇,这个词也经常被引用,演化出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如郑燮的《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昆剧《十五贯》里描写的明代清官况钟,名下也有一首诗,题目很长,《正统四年冬,考满赴京,七邑耆民践送者数百里弗绝,作此口占四首,遍贻耆民以志别》:“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酾泪密如泉。”肖瑞峰指出,这首诗并没有收录在古籍文献中,可能只是民间感念于况钟的清廉作风,而好意地把带有“清风两袖”的诗划归到了他的名下,是“一种善意的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