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工大教授肖瑞峰最近发论文,梳理了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
李商隐杜甫都是反腐斗士
韩愈还差点豁出性命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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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肖瑞峰在《浙江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略议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梳理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与廉政相关的内容,引起了很多关注。
中国古典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不少关于廉政话题。
“廉政是我们今天提出的概念,在古代,诗人们创作诗歌鞭挞现实,并没有这个意识。”肖瑞峰说。
廉政诗歌对于现实的观照意义,更为突出。“品读这类诗歌,既可以从中得到思想层面的感悟,也可以从中得到艺术层面的熏陶,收获将是双重的。”他认为,加强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准绳,但同时也有必要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歌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硕鼠》是最早的反腐倡廉作品
在浙江有很多人都听过肖老师的讲座。
梳理廉政诗歌对肖瑞峰来说,一开始是一篇命题作文:他要去省纪委给全体干部做一个讲座,讲讲中国古代有关廉政的诗歌。
肖瑞峰查阅了各地编选的材料后,觉得专业化程度比较低,就自己上手,重新对历代文献做了梳理,前后做了几十场讲座。
2017年,肖瑞峰在总结前几年讲座的基础上,经过打磨,最终形成了这篇聚焦论文。
廉政诗歌这个名字,是后人给它命名的,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这些诗歌的源头,你可能会想到一首从小就读过的诗——《诗经·魏风》中的《硕鼠》。
肖瑞峰说,这是最早的反腐倡廉作品,矛头直接指向贪官污吏。为什么“硕鼠”对应的就是统治者?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毛诗序》里讲到:“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肖瑞峰说,战国中后期,统治者们横征暴敛,对百姓的剥削越发沉重,窃取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把自己喂得肥肥的,但又不干正事,治理不好国家。这不就跟偷吃粮食的老鼠一样吗?因此,把统治者比作“硕鼠”,指斥他们凭借权势“窃占”的本意就不言而喻了。
“硕鼠”对后世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白居易的《黑潭龙-疾贪吏也》,“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曹邺的《官仓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
这首诗还第一次点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意思是说我照顾了你那么多年,供奉给你黍、麦、苗,到头来我却得不到任何回报。肖瑞峰认为这不仅是经济利益上巧取豪夺,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带来了严重摧伤,“笔触直抵人性深处”。
“当然,它还仅仅涉足于反腐的边缘,或者说,还只是意味着廉政诗歌的萌芽。”肖瑞峰说。
诗人用不同方式直指现实
肖瑞峰把古代廉政诗歌的创作特点,分成三类:剖白心志、托古讽今、指陈时弊。
当朝政深陷腐败,有气节的文人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写诗表明心迹,显示自己不愿意同流合污,是为“剖白心志”。比如,王昌龄的名句“一片冰心在玉壶”。
肖瑞峰说,它以“一片冰心在玉壶”比喻此时此刻的自己,实际上是告知亲友自己始终保持着冰清玉洁的本性,表里澄澈,纯洁无瑕,通体透明。“现在,我们要抒写自己廉洁的情怀,依然可以借用这一隽永的诗句。”
批评朝政是有风险的,但读书人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他们“整肃朝纲、匡扶社稷”,便有了委婉曲折的“托古讽今”。
晚唐诗人李商隐《咏史》中有一句经典论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反对奢侈之风是中国古代所有有识之士都共同主张的,这句话也多次被领导人在讲话中引用。“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李商隐把矛头直指奢靡之风。“何须琥珀方为枕”,说明当时有些官员很会享受,枕头都要琥珀做的。“岂得真珠始是车”,车本来是代步的,为什么一定要镶嵌满珍珠呢?诗的题目是《咏史》,但实际上矛头所向却是现实生活中那些追求奢侈生活的腐败分子。
“指陈时弊”则直接将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杜甫就是代言人。他的《石壕吏》,直接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肖瑞峰说,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不仅写人民的苦难,也写统治者的腐败。他有3首诗分别叫《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都记录了官僚的腐败,还有《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揭示的是百姓的苦难。他曾经把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的现象,概括为令人惊心动魄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一封“朝奏”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坚持正道的官员对腐败现象和行为都是深恶痛绝的。但受制于历史局限,他们认识不到制度本身的腐败,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制度的意识和勇气。不过,当看到这种腐败行为有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及损害民众利益时,还是会奋不顾身地揭露腐败现象,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代价。”肖瑞峰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是大文豪,但因为给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弊政,触怒了皇帝,遭到贬官。古代贵右贱左,左迁就是贬官。韩愈贬官来到距离京城八千里远的蓝关,写了这首诗给他的侄孙韩湘。
这封“朝奏”就是著名的《论佛骨表》。据《旧唐书》记载,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功德使上书给唐宪宗:长安附近的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这个塔每隔三十年开一次,开塔就会保佑大唐国泰民安。
宪宗一听这话,赶紧安排下去,举行各种盛大的“祭祀”典礼,从上到下,一派“疯狂”。韩愈就写了这篇言辞激烈的“朝奏”,宪宗暴跳如雷,要处死韩愈,亏裴度、崔群等一些大臣出来求情。韩愈保住一命,但当晚就被贬往蛮荒之地当刺史。赴任的途中,女儿还死在了路上,“殡之层峰驿旁山下”。
这一年,韩愈已经51岁,他在仕途宦海中几经浮沉,时任刑部侍郎,按理说只要安安心心等退休就行了。但是当他看到劳民伤财的弊政,危害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妥协,“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后来,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牺牲自我报国的旨意更为显豁,肖瑞峰认为就是由韩愈的这首诗歌演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