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从哪里来

　　一

　　“走还是不走？”这个问题困扰了杨宇好久。总以为会有起色，哪怕能熬到过完除夕——刚刚听完一个宋兵战败的消息，转过街角却又听到了宋兵大胜的捷报——每一个故事都有板有眼，让人不知道该信哪一个。

　　自古文人不肯背井离乡，但杨宇最终还是决定要走，近几晚他一直觉得床褥干冷，城破的噩梦连连。

　　跟着官道上的人们，一路一千八百里，走了两个多月，上岸已经在严州府（当时的淳安归治严州府）地界。将一家老小安顿在那个偏僻村庄后，走出山，弃方言使官话，他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汴京沦陷”！这个时候，1127年4月。山里，春寒料峭。

　　35年后，秋，辽源（今淳安里商）杨家添一女，取名“桂枝”。这个女孩的出生啼哭打破了家里日渐中落的气氛。不几年，襁褓过了是垂髫、总角，女孩已然“善曲、聪慧异常、善体人理”。到这一年，杨家已经难以为继（家主已意外离世）。恰好，南宋宫里来民间选乐师，女儿桂枝被母亲领着进了宫，侍奉吴太皇太后。

　　满口的河南开封腔不可再说，急学宫中官话。

　　宋宁宗此时尚为皇子，每次去参拜太皇太后，“必目之”，且“目后有异”，最后他请求将杨氏赐于自己。即位后的庆元二年三月封杨桂枝为平乐郡夫人，次年四月封婕妤，五年五月封婉仪，六年二月进贵妃，1202年，40岁的杨桂枝被正式封为皇后——母仪天下，她成了后宫唯一一个“言不忌偏”的人。

　　二

　　日后，家里还会出一个皇后？杨宇想都不敢想，他并不知道自己当时碰到的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人南迁。这一次的大迁徙，造就、发展了一个百年南宋，也改变了千万个家庭。

　　当然，被改变的不只有后来者的生活轨迹，还有本地“山越”的文化同化。

　　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杭州城，官僚士绅云集江浙，杭州人口猛增。除了贵族、官僚、地主，还有大量士人贤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商人——北宋中后期，杭州城人口约为30多万，而到了南宋中叶，杭州城的人口达到了近150万——城里是住不下了，却依然有人迁过来，他们驻于城墙外，流于江边、山下，于是新安江流域自外而内也进了不少人。李心传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说，“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

　　许多汴京老字号，纷纷迁至这里，像厢王家绒线铺、荣六郎印刷铺、乐驻泊药铺等。饮食店如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杂菜羹李婆婆、南瓦子张家团子等。

　　不知道这些人是应当憎恨还是感激自己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憎恨可以来自颠沛，感激可以是“离地而迁”而不责罪。汉代禁止随意迁移和逃亡，《汉书·淮南厉王传》载，“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匿者，论皆有法”；即使是开放包容的唐代也有《捕亡律》规定：“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有官事在他所，事了留住不还者，亦如之，若营求资财及学宙者，各如论，赋役者，各依亡法。”

　　中原文化和山越文化开始在战乱给予的被迫“自由”里跳舞、交融。

　　三

　　交融，第一件事就是要说话。

　　河南话、湖北话、安徽话、江西话在这个以杭州城为核心的区域内集中，也慢慢向周边扩延。和开放区域完全不一样，淳安特殊的“口小腹大”地理环境使得外部的素材“易进难出”——它们慢慢在新安江两岸的半封闭区交揉——一开始，谁都听不懂谁的，于是各自打起手势，后来彼此学一点对方的发音，再后来，所有的话都变了，变成了一种某一个地方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初步“改造”刚完成，这些新方言就开始跟着人们的脚走到更深的山里去——这里，又开始第二次改造，从某一个山口进去，以某一条小溪为中线，辐射到各个村、每个人——这，也就诞生了更多的淳安方言。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可以拿来做实证。

　　南宋年间，安徽歙县“棠樾鲍家”曾有几户人家外迁至遂安。年轮更替，后来变成了4个村：14都（地名，今汾口镇一带）宏川鲍家、15都（浪川）石塘鲍家、16都（双源）梧溪鲍家、17都（姜家）宏村鲍家。说起来，这四个村应当讲同一种话，而事实上，他们彼此间的语言已经相去甚远，特别是在音调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每一个“鲍家”都已经和本地的语言交融成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而且这种方言和歙县几乎没有了联系。

　　但这四个村依然还是“一家人”，每逢大节或者宗族大事，他们还是会聚集到某一个村的祠堂议事、庆祝，讲起话来，同一个字会有不同的音调、含义。

　　四

　　淳安方言，就这样慢慢成型、磨合、抛光。

　　都说，江浙一带方言难不过温州。我到过温州，前后住了7个月，不仅基本能听懂，后来还能说一些日常的话。而淳安，我自小的出生地，能讲的方言也仅限于本村。

　　相比来说，淳安方言，怎一个难字了得。

　　这种难体现在好多地方，第一个难就难在它是太多语言的综合体。比如，它有江南的温婉，多转音；又有北方的直接，少有拖腔；它有现在普通话里的多音字，同时又有普通话里没有的同义不同字，以“走”字为例，淳安方言中至少有3种（遂安、威坪、青溪）说法，各约4种音调，还有不同的3种形容法：比如“韩”、“be”、“操”——如果用排列组合的算法，一个“走”字就有36种说法！再放远一点看：以3500个常用字来算，全部学下来需要掌握12.6万种说法。

　　说法很多，但方言之间却又表现为各自之间的绝对纯正，一个方言里决然不带另一种方言中的一个字。

　　以浪川白溪和姜家郁溪（郭村溪）为例，两溪谷口距离仅为6.5公里，但方言发音却截然不同——只要是本地人，你一出口，他就知道“哦，你是郭村的”。

　　曾经请教过多个语言专家，原在淳安当地教书、研究方言几十年的王兢老先生认为是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了淳安方言：北人南迁、交往贸易和封闭环境。前两个因素搭好了淳安方言的架子，后一个条件造就了同系方言里的小门类。

　　几年前，当地档案局曾建档地方方言，他们最终认定淳安有青溪、临岐、威坪、汾口、梓桐、排岭（贺城）、新安江船上话（几种方言的混合体）共七种大方言。而实际上，古淳安三十六都，遂安十八都，保守说来，一都一方言，一源（溪）一土话，细分的淳安方言可能有上百种之多。

　　多，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地理使然。

　　古淳安与外界的交流多依赖新安江，极其不便。但即便这样，这里依然长了万花丛中一朵语言奇葩！是浙西腹地的环境隔绝，还是北方移民入迁后没有形成与原住民的交融隔绝？

　　上溯过去，目光难以停留，犹如现在的变化——随着千岛湖的形成，地道的淳城话和狮城话只保留在那些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口中，新生代的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普通话同化、吸纳和包围……

　　但，话还在，方言的精粹尚存：它从四面八方来，沉淀升华后随脚步八面玲珑去，带着山里的淳朴，烙刻古淳安的悠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