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一个商辂

　　一

　　这些史料已经沉入千岛湖好多年，能找到的只有宗谱，清晰、平静。但读这些字，犹如被瓦剌俘虏——身体还在，灵魂却卑贱了，只有冷剑，只有宪宗的冷面。

　　读史，最容易这么心痛。明明知道结果，却没有一点办法去阻止。

　　比如商辂，我看到他在忠直的道路上“越错越远”。

　　我好恨，恨自己没有早出生600年，那样我就可以，用现在的声音在金銮殿上高唱，以便宪宗感受到“四面楚歌”；曲目不只有宫商角徵羽，还有4和7；要用吉他和弦，以皮鞋踏砖的节奏念“西厂夕阳西斜，认夜为晨，明代瞑目明消”……

　　如果这样还没法唤醒昏聩的朝堂，那我就跑出太和殿，穿过太和门和午门，然后快步走进商辂的书房，夺去他手里的笔管，揉烂他的笺章！我要劝他停下笔来等一等再等一等。商辂一定会转过脸来，他满脸困惑。是啊，等什么呢？按他的性格，又怎么会停下来呢？

　　一面是忠君的文毅公，一面是温亲尽孝的商辂，忠和孝到底哪一个更多？再或者，他就是一个封建儒学忠孝两尽的模本？

　　脑内一片纠结的空白。

　　二

　　商辂，世人皆称“文毅公”。16岁功名，30岁状元，38岁侍郎，54岁尚书，61岁首辅。

　　文毅公善书。

　　少年时即补邑庠生，20岁乡试夺魁中解元，而立之年即中会元、状元。这样的人，在古代科甲体系里，必然是胸装墨池、手提书山的——殿试当场，2500字写尽“图治莫急于用贤，用贤莫先于修身”，同殿上百进士莫不颌首。

　　文毅公亦善疏。

　　最先能想到的就是1449年，明英宗被俘。大部分官员惶惶不安并建议都城南迁。独商辂与兵部侍郎于谦上疏抗言：“京师是天下根本……圣驾一移，大势去矣！”南迁停议，稳定了军心也稳定了民心。

　　第二次颇有影响的就是《罢革西厂疏》。商辂当时针对的就是皇帝身边最为得宠的人物——西厂厂公汪直。这个汪直当时红日当天，执三品以上命官，横恣无比，偌大朝廷，无一人敢实话。这个从淳安北上两千里的男人此时63岁，笔谏：“直不去，安乎？危乎？”汪直被免。

　　以书为疏，商辂之忠，异于常人。

　　《明史》：彭时、商辂侃侃守义，粹然一出於正；《明通鉴》：成化初，阁臣自李贤而下，其可称者彭时、商辂而已。

　　但，面对一个需要利用特务才能控制天下的专制皇帝，一切忠义的秉守都是短暂的。仅仅一个月后的1477年6月15日，明宪宗即复设西厂。商辂感受到了朝廷的无可救药，于6天后呈《乞恩休致疏》回到了生养他的淳安芝山（现在的里商村）。之后，他再未回京，再无上“疏”。

　　三

　　写商辂会读书、善上疏的文字细密而不可数——考证到最后，京城跌宕几十年的商辂终究守的是一个“不事”之主，政治的角度来说，他注定会走进某一个悲剧。

　　有几个十分难寻的可互为推敲、印证的时间结点——

　　1449年，土木堡兵败，英宗被俘，商辂当时还是翰林院修撰（六品），他和于谦一道弃和主战；

　　担任较高的实职是1452年，他任兵部左侍郎（三品）兼左春坊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助理）；

　　1457年是商辂的“天灾之年”，先是自己因“夺门之变”而被贬为平民；然后是三女因医治无效夭殇，时年五岁；最后是当年11月，84岁老母去世。

　　功去母离，一直到1467年3月3日，商辂才“召值内阁参预机务”。到1475年，他晋首辅——这是理论上的“学而优则仕”的最高峰。

　　四

　　但，终于都过去了。相较于这些考证严谨的文字，我宁愿取巧地先说一说他的孝亲——许是因为他过于正直颠沛的经历，使得他孝亲的一面被人忽略了。

　　如果愿意跟着我一起回忆，商辂在73年里做了4件事：除了读书和上疏，还有孝亲和修路。

　　稍微仔细一点的人已经发现，“当朝一品”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时间长达10年。很难理解，一个连中三元的京官到底干什么去了？

　　引子只是“奏请送母”。

　　这一年商辂42岁（25岁时，父亲商仲瑄去世）。7月酷热时节，居京城7年的母亲执意要回乡，商辂只得陪侍——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就是十年——

　　先是英宗复位，商辂被革职；继而85岁老母撒手人寰后三年守孝；最后是和妻子照顾岳母直至“百年”——此时已是1466年7月。10年间，商辂只一心尽孝，从未有赴京入职念想。

　　有一段夫妻间的对话摘录于商辂被贬之时。夫人卢满：君尝恨不得奉亲归，今得归矣，岂非天全母子之情耶！商辂：此吾一念，诚能格天，使其然也。

　　商辂之孝，遍见文典。

　　商辂在中状元后第二年（1446年）就安排长兄商学一送母至京城尽孝。至当年5月，太夫人想归，商辂不舍，约一年期；次年5月，商辂再留；直到7月，太夫人说“……所以来者，欲母子一见，吾儿能忠于所事，夫能何憾”，商辂方才安排哥哥学一侍奉南还。

　　仅仅两年后的1449年，商辂即“思母之心甚切”，与夫人商议“仕以为亲，亲在远，仕何为？”，遂遣人恳迎老母，送护的依然是长兄学一。

　　学一，想必也是一个极为孝顺之人，否则在那样一种家庭名望下，他不可能次次亲为——路险难行，即使不作耽搁，来回也得6个月——只是，不曾想，这一趟的9月23日，行至安徽张家湾，病，卒。

　　许是这个时候，商辂就已下定决心要做另一件事：修路。于是，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常在修路，至老未辍。对于他，修路就是一种解脱，一种修行，一种孝道。

　　两次比较集中的修路时光加起来，总共有19年。

　　第一个时段集中在1457～1466年的赋闲期间，他捐资修建了两条山路，共50里。一条从文源到邑城；另一条从文源到淳安县城。《文源修路记》说：此路“人行东西麓，东行数百步，遇石崖徒险，则折而西，西行数百步，遇石崖如前，则又折而东……每盛夏骤雨，洪水卒至，东西相距，跬步莫前，行旅病之。”

　　第二个阶段集中在1477年之后的休致时段，他召集石匠修改道路，引得多方义士各献工夫。经万苦而路成，自新桥至港口八十余里，大道坦然。

　　不仅如此，商辂甚至还发动村民修葺古道，从里商—石林—毛竹园—建德，蜿蜒而去200里。

　　五

　　“突者去之，窪者填之，缺者补之，石崖峻陡者鑿而通之。”山道之上，经年累月有一个拄杖老者，弯背垂须，他似乎在修路，又似乎在修心——他能走到的地方越来越近，他需要坐下来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商辂老了。

　　他在想些什么，当他走在半修好的山路上？当他坐在路边的某一块石头上？说不定他还会打盹，他梦见送母上京的兄长了吗？看到陪了他43年的老母亲了吗……

　　路，好长好长啊。

　　路的那一头，有一个扎着发髻的孩童，蹦跃着刚读书归来；还有一个少年，对山水吟诗；另一个是我吗？大殿雄辩、愤斗西厂、居庸关迎帝、兼文渊阁大学士。

　　时光，好快好快啊。一幕幕像走马灯，真的是我吗，怎么头发一下子全白了……

　　这一天，公元1486年8月17日，商辂，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