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深蓝色的西服配深蓝色的衬衣，著名作家艾伟在这个深秋走向了浙江省作协主席的前台。上任后几个小时，日程表排得很满，不过他还是见缝插针地接受了钱报记者的专访。

　　艾伟在中国文坛成名已久。著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七部，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作品多次获得各类奖项，是中国60后代表作家之一。

　　昨天中午，艾伟对钱报记者说，此刻他唯一想的，是怀着对文学的爱和敬畏之心。

　　以下，是本报记者与艾伟的对话——

　　钱江晚报（以下简称钱报）：新当选省作协主席，有没有想过可以为浙江文坛做点什么？

　　艾伟：作家的写作是一种极为隐秘的个人劳动，需要天分、努力和运气，在写作过程中，其实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作协无法替代作家们具体的写作。在这一点上，我会尊重创作规律，不急功近利。但我认为当一位作家写出好作品的时候，作家协会是可以对作家有所帮助的，比如对作品进行推广，包括海外推广。在这个信息时代，可以多种方法，全方位地把作家推向社会、走近读者。我对浙江作家的实力充满信心，我相信浙江作家一定会写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代表性作品。

　　钱报：你是如何看待浙江文学现状的？现在的代际是怎样传承的？

　　艾伟：浙江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浙江的山水曾孕育出众多伟大的诗篇；到了近现代，浙江作家更是领风气之先，诞生了鲁迅、茅盾等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占据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到了今天，我觉得浙江毫无疑问是文学大省，我们有余华、麦家这样享誉海内外的作家，麦家作品的海外传播堪称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在他们之外，一批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王手、吴玄、钟求是等广受文坛关注；海飞、黄咏梅、哲贵、东君、畀愚等一批70后作家获得了文坛重要奖项；值得一提的是新锐作家，这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祁媛、张忌、雷默、池上等数十位青年小说家迅速被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关注，创作数量和质量都十分喜人，这在别的省份十分罕见。人杰地灵，文脉流转，文学一直眷顾着这片土地，我相信文学之神同样会眷顾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作家。

　　钱报：听说您的文学启蒙是从《百年孤独》开始的？

　　艾伟：现在我回想起当年的情形，如果没有那次阅读，我可能会一直在文学之外——我本学建筑，这辈子成为一名严谨的工程师是顺理成章的。但我在年轻时遇见了马尔克斯，他让我知道小说原来可以写得如此自由，可以不顾现实逻辑而飞翔其上，可以天马行空地凭想象重新构筑一个新世界。

　　这本书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情，我开始阅读期刊，我惊异地发现，这本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如此之大，可以说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百年孤独》致敬。后来我也开始了写作。我得承认，我1999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越野赛跑》受到过《百年孤独》的影响。

　　钱报：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

　　艾伟：记得2009年的时候，我写完《风和日丽》，当时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有好长时间，几乎不能写作。但写作是写作人的宿命，一旦空下来，人会变得无比空虚，整个生命犹如一辆车在半途抛了锚。

　　后来到2010年，经过半年的休整，我想作为消遣写一个过渡性作品，最初仅仅想写一个傻瓜的故事。他的故事来源于我的邻居。这个傻瓜当年是我们的乐子。他工作后，把钱藏在蜂窝煤里面，他告诉我们，这钱将来是娶老婆用的。但多年后，他发现藏于煤饼的钱都烂掉了，成了灰。他大哭一场。我把这个人物写进了小说，又有了长篇小说《南方》的故事。

　　钱报：您似乎一直在关注历史、时代与人性的关系？

　　艾伟：我的小说一直都是这样，历史一直没有缺席，我希望历史丝丝入扣地进入我的文本，希望探讨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下的人性状况。我的认知“人性”从来是历史的，我不相信一成不变的所谓永恒的“人性”。比如，当下人们的道德感肯定不同于别的时代，人性也是如此。

　　钱报：您怎么看待这几年的IP热？您自己的《风和日丽》等也触电了，是积极拥抱还是冷静保持距离？

　　艾伟：平常心对待吧，既不刻意迎接也不刻意回避。小说肯定需要有读者，这样才是有生命力的。比如最近金宇澄《繁花》的发酵传播也是重量级的，读者多，电影在拍，话剧在演，还有评弹。我觉得一个作家只有经得起反复修改，才会成为经典。

　　本报记者 张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