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都市人而言，“空间”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无论是画廊、书店、茶舍，都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业态，而是多种体验的集合。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杭州书画社就熟谙于这种“空间”文化的打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玩法”不是今天才有。

　　提起杭州书画社，很多80后、90后可能不大熟悉，但是超过四十岁的杭州人，脑海中肯定有关于它的记忆。

　　2019年，杭州书画社将迎来60岁生日。今年下半年起，为迎接这一甲子之庆，杭州书画社正在举办一系列展览，并面向大众征集近60年中的老故事、老照片、老物件以及一些相关的收藏。

　　60年，杭州书画社兜转了几个地方。今天，它位于东河上斗富二桥的东侧花坛边，门面临街，但相比其他建筑有所退后，显得十分低调。但是，如果踏入其中，你会发现别有洞天——除去院落，杭州书画社600多平米的空间中，有展览、美术用品、茶座、沙龙区。

　　而一块工作板上，标记了它接下来的动作——古籍书店，古字画、古籍门诊，老物交流会，老手艺交流会……这些，其实在杭州书画社的历史中，都出现过，今天，为擦亮自己的金字招牌，它在酝酿“大招”。

　　老先生们有事无事，都来坐坐

　　老杭州人印象中的杭州书画社，是它位于湖滨路的那一段时光。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新建设，杭州也不例外。

　　当时的湖滨一条街，都是木结构的老房子，开设有各式各样的旅馆。在有关部门的改造要求下，沿湖滨的这一面的十来个门面被一一拆除，改造成骑楼的样式——上面可以使用，下面可以走人。整个杭州，只有这一个地方有这种建筑。

　　当时，这条街的商铺体现的都是杭州文化，有茶叶店、丝绸店、扇子店、古董店、文物店……书画当然也是杭州文化的代表之一，“杭州书画社就成立了，这是杭州第一个国家办的书画艺术单位。”曾任杭州书画社主任的吕国璋说。

　　翻开1959年10月3日的杭州日报，可以看到书画社的开业消息。

　　杭州书画社成立的初衷，在于团结书画家，为书画家服务，他们可以在这里交流、交易，同时购买日常所需的创作材料。

　　书画社的楼上，还开辟了一个工作室，做了很大的画桌，布置了红木椅子、沙发，定期请书画家来开会、创作、聚会。“就像现在开PARTY一样，他们多少高兴啊。”吕国璋还记得，老先生们有事无事，都到这里来坐坐，或者到店堂里兜兜圈。

　　这样一来，年轻一代的书画爱好者有眼福了。

　　当时，学习书画的途径不多，社会上的书画爱好者以及美院的小年轻经常来杭州书画社欣赏名家作品。

　　“何水法当时还小，他们专门趴在柜台上看，我们挂的都是很好的名家作品。”吕国璋说，当时杭州书画社相当于杭城的一个文化中心，有心的年轻人会到这里和老画家接触，提高自己，甚至带小本子临摹，“那时候用心的人，现在都很有名。”朱关田还被分配到杭州书画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如今，他已是书法大家。

　　裱画工场里卧虎藏龙

　　除了柜台，杭州书画社的裱画工场也很有看头。一些名家作品，以及被收藏的古画，也会拿到这里装裱。

　　1962年，进入杭州书画社裱画工场的张孝宅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之一。现在，他是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浙江美术馆高级文物修复师，2018年被评为“杭州工匠”。

　　张孝宅和师傅以及同事们经手的书画作品有多牛？不妨从两件文物讲起。

　　1963年，装裱师们用蒸汽法抢救了浙江博物馆送来的五代《妙法莲华经》，1966年又用温水渗透法修复了北宋的《红罗绣花经袱》。

　　《红罗绣花经袱》埋在塔基下近千年，已和泥土粘连，并受水渍等自然腐蚀，质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案模糊，且已散片。“旧画修复越慢越好，快不来的，文物不能毛里毛躁的，到现在也是这样。”张孝宅说。

　　20年后，修复的经袱依旧经纬平直，图案清晰，“被国家文化部评为科技成果三等奖。”当年报上的得奖评语指出：张孝宅采用蒸汽渗透法修复的丝织经袱经纬平直，图案清晰，为研究我国古代丝织，染色，图案，刺绣等工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上述两件文物，由浙江博物馆收藏已20多年，至今外貌和质地均未发生变化，证明这两项修复工艺技术过硬，为保存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孝宅说，这个三等奖在裱画界算是最高奖了，因为，当时评的一等奖是编钟修复这样的级别。

　　最热闹的年历交流中心

　　“今天的杭州书画社是西泠印社集团管理的单位之一，而当年，西泠印社这一个社会学术团体，曾并入杭州书画社，专门提供学术资源给书画社，而杭州书画社则提供经济资源，以及人力资源提供西泠印社先生们举办活动。吕老回忆说：“单位的公章，只有杭州书画社的，没有西泠印社的，书画社是圆的公章，西泠印社的公章是方的，那是专门给学术团体用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吕国璋到杭州书画社的时候，西泠印社刚刚恢复活动，社员活动要开会、吃住、举行展览，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怎么办？

　　“自己养活自己，就要想办法开拓业务。”吕国璋说，换句话说就是要做生意赚钱，“我去了以后第一年由亏转盈。”

　　很多人仍然记得，上世纪70年代，在杭州书画社门口购买、交换年历的盛况。

　　那时，年历制作可选的题材不多。最开始，杭州书画社有两种年历——大的是上面一张画下面附全年的年历；小的就是一张卡，正面是样板戏人物的照片。

　　当时上海已经有了这种年历，吕国璋说，杭州书画社觉得不错，先是去进货出售，后来就自己做。当时，市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这个年历，引发了“杭儿风”，后来，其他单位也开始制作类似年历：“在杭州书画社门口，买年历的人多，还有就是像换邮票一样，再后来就是转售，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门口，变成一个年历的交流中心。”

　　杭州书画社老员工吴锡瑶还记得，每年春节这一天，杭州书画社非常热闹，一张张小年画片，一张张撕下来的挂历，挂在橱窗里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