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书画社的老人们,开启“口述历史”计划,梳理当年的名家群像
沙孟海坐着三轮车来给年轻人讲课
本报记者 孙雯
当下的杭州书画社 |
老员工,书画社喊你回家 |
少年,书画社等你讲故事 |
无论对外部的书画家,还是内部的青年人来说,杭州书画社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自2018年上半年,杭州书画社为迎接60岁生日,开启了“口述历史”计划——吕国璋、袁凤清、吴锡瑶、钱立新、张孝宅、丁茂鲁、寿湘君等杭州书画社的老人,分别讲述了当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故事,与杭州书画社有过交集的名家身影也一一浮现。
而这些故事,不是讲完就结束了。从杭州书画社接下来的计划看,那些曾经聚揽名家的优质服务,将于60岁到来之时,再度起跑。
三轮车上放个藤椅
接沙老来上课
张孝宅等人依然记得当时吕国璋任主任时,对于内部学习的关注。“吕国璋老师,我跟了他三十年,他那时候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人。”张孝宅说,当时,他称吕国璋“老吕”,吕国璋叫他“小张”。
有一段时间,吕国璋请沙孟海给书画社的员工上课。大家围坐在裱画工场的大桌子旁边,组成了一个临时课堂。
那时候,杭州书画社有一辆三轮车,平时是运送东西的。沙老来上课的日子,大家就在三轮车上放一把有靠背的藤椅,派个职工扶着,送沙老来回。沙老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沙老也不觉得坐在三轮车上不好看或者怎么样,蛮高兴地来给我们上课。”丁茂鲁说,沙老讲完课,大约晚上八点半到九点钟。所幸沙老就住在龙游路上,书画社则在一公园的头上。
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听课机会,有问题会向沙老提问。“老先生的讲解,使我们这辈人受益匪浅,我们得到了老先生的亲授,都觉得书画社是一个有机会学习的殿堂。”丁茂鲁记得,沙老的“书法课”主要讲碑帖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学习技法,先生是想从根本上让大家懂得书法的精妙所在。
这番用心没有白费,张孝宅一再强调,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潘天寿抓抓头发说:
我画不好哎
裱画工场,是杭州书画社里人来人往且故事比较多的部门之一。因为,这里聚集了杭州最好的裱画师傅,包括陈雁宾、钱立新,吸引了大批书画名家,如马一浮、潘天寿、沙孟海、周昌谷……还有上海名家唐云、谢稚柳、刘海粟等,他们专程把作品送来杭州,裱好再带回去。
张孝宅印象最深的是潘天寿。在他的描述中,潘天寿戴着黑框眼镜,留着平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我画不好哎。”每逢大家赞扬,潘天寿总是抓一抓头发,很谦虚地说。张孝宅说,那时候大家看待名家,和今天那种崇拜的感觉不一样,大家只知道潘天寿画得好。
杭州大学的老教授严群也经常来杭州书画社,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严复的侄孙。他曾给张孝宅写过一幅字。严群是一位很严格的老先生,有一次,他到杭州书画社裱一张自己收藏的字画。他说签条贴歪了,但我和陈师傅都觉得没有。他说相差了一根头发丝。张孝宅说,工匠精神其实就像严群先生要求的那样,是一根头发丝的差别。
正是名家这些有形无形的要求,让张孝宅等人不断提高自己:“逐步带动我们也严格起来。”
穿长衫的马一浮
爱淡雅的周昌谷
马一浮穿长衫,留着长长的胡子的样子也留在了大家的心中,虽然他自己出来裱画的时候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沙老还不是排在最前面的,马一浮名气比较响,他水平也比较高。”号称“江南第一裱”的钱立新说。
周昌谷也是裱画工场的常客,他与张孝宅交往颇多。
“他要颜色淡雅,不能火气很重,不能很鲜艳,淡雅了才能看出高贵。古画文物,淡雅的看着高一层。”在周昌谷给张孝宅的一张手札中,可以得知周昌谷的要求,手札中写道:陈老莲人物画轴不知是否动手。目前凉秋时节,正好下功夫。望能以工细色雅为盼。
钱立新1963年入职杭州书画社裱画工场,他的观点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共识:“裱新画不是很难的,裱旧画那就没那么方便了。一张旧画拿来,像看病一样,这个病人里面什么情况,应该怎么下手,怎么治疗? 完全是这样子,所以裱画师应该叫画郎中。”
正因如此,书画家对他们非常信任。刘海粟从上海送来的古画,一张宋朝一张明朝的,“印象中难度大,但他相信你,从上海送过来,指定(裱画师)名字。”张孝宅说。
王个簃说:
自己人,自家人啊
因为业务的精湛和投入,杭州书画社的员工和艺术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吴锡瑶说,那些非常火爆的年历上,有些印的是周昌谷等人的画,都没有稿费的。而她之前做儿童挂历,请谢稚柳题字,也是直接去他的家中拜访并说:“谢老,给我写几个字?”谢稚柳坐下就写,也不收一分稿费。
书画家们把杭州书画社的员工,都当成了自家人。
有一次,吴锡瑶在上海出差,下午4点的火车回杭州。她顺道去看书画家王个簃,却发现王个簃的门口贴了张条子,说下午三点会客。当时,才2点,还有一个小时,但是再等的话来,就来不及上火车了。她硬着头皮敲门,当时,老先生在画室坐着,吴锡瑶很不好意思地说:“您老三点钟会客嘞?现在两点。”
王个簃拍拍她的肩膀说:“自己人,自家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