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笨重缓慢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着，车屁股后面扬起滚滚的沙尘。

　　“吱——”，刹车了。公共汽车到了诸暨车站。

　　这是一九八一年秋天，二十岁的陈善平刚从浙江省公安学校毕业，分配到诸暨县公安局治安股。报到当天，就随绍兴地区公安处的宋金良去枫桥调研。

　　两辆自行车被高高举起，车尾的铁扶梯斜站着人，接了上去，放到车顶的行李架上，捆绑好了。待到达目的地，这两辆自行车就是两位民警的交通工具。

　　检了票，陈善平坐进公共汽车，一脸的兴奋。他在公安学校里看过“枫桥经验”小册子，当时正逢“枫桥经验”十五周年宣传活动，搞得很隆重。现在就要去枫桥调研了，而且跟随一位老同志去。宋金良在一九六三年参加社教工作队，蹲点枫桥，很有感情。

　　在车上，老宋讲了许多“枫桥经验”的故事，绘声绘色，形象生动。陈善平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赞叹道：“枫桥人真有创造精神啊！”

　　坐车一个半小时，到了枫桥。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白天骑自行车，到公社，到大队。晚上没事了，宋金良就给陈善平讲故事，讲他这大半生怎么过来的。

　　陈善平参加工作头五年，每年都要被派到枫桥蹲点调查两三个月，更加深了对这里的认知和情感。

　　当时枫桥区十五个公社，一百八十四个大队。前后五年间，陈善平骑车全部跑过了。常常是骑到哪睡到哪，乡镇干部宿舍里睡过，村里也睡过。

　　直到三十多年之后，诸暨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陈善平对我说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记忆很深，那年冬天，东溪乡一个村，走过去，还有十二里山路。我就住在民兵连长家里，当时还没电，点煤油灯。农民家的被子中间没棉花絮了，又重又潮湿。吃冬笋咸菜，一煮就行了，在吃上一点不讲究。端出饭碗，两划三划就吃完了。当时年纪轻，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苦。”

　　二

　　一九八四年十月之后，“枫桥经验”一度受到冷落。

　　一九八六年以后，有人认为，“枫桥经验”年代太久，落伍了；与现时的精神不符，“枫桥经验”不行了。

　　有一天，浙江省级机关一名领导到枫桥来，在调研时，认为“枫桥经验”与依法办事相矛盾，也没直接说不行，反正表示了这个意思，就回去了。这一下子，对当地“枫桥经验”有了冲击。

　　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陈明得知情况后，马上赶到枫桥，说，“枫桥经验”没过时，要坚持，这对社会治安工作很重要。

　　这之后的几年间，陈善平每年要和绍兴市公安局的几位同志相约去枫桥，调研一个月，每次都写一篇文章，通过内部的刊物发表，或者通过省公安厅工作简报转发，意思是“枫桥经验”还在。

　　有人问：“怎么还在发表‘枫桥经验’的文章？”陈善平回答：“我们就是不想让它断层掉线。”

　　“‘枫桥经验’不能丢！”说这话的，是绍兴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傅缨。他了解基层情况，深知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傅缨决定成立一个调查组到枫桥，对“枫桥经验”重新调研总结，绍兴市公安局把陈善平借调到调研组，九人加一人，正好十人的调研组。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九日，调查组进驻枫桥，准备系统总结新形势下的“枫桥经验”。

　　到枫桥区公所，调查组召开第一个会议。傅缨带队来，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来照面了，没坐下来，就讲了一句：“这个事情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他转身就走了。

　　调查组成员听了，心里“咯噔”一下，“这就是提醒我们，不要犯方向性错误。”

　　在枫桥调查时，分组活动的，吃饭时间就前前后后了。在派出所小食堂，每人自己打一小碗米饭，拣一小碗菜。饭好吃，菜简单，一顿就几角钱。墙上贴着一张表格，吃了一餐，就在表格上划个“＋”。到月底结账，各自支付。

　　白天到村里走访，开座谈会，晚上整理材料。这样一天天下去。

　　既然来了，就要坚持下去。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大家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石头。没人来看望，唯恐避之不及。

　　在调查时，大家神经绷着，比较严肃，没有笑容。默默地出门，默默地回来，吃饭时连个声响都没有。

　　陈善平一早就起床了，他昨晚听到了一个重要新闻，就有时来运转的感觉。

　　陈善平赶紧到了枫桥区公所，拿到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眼就看到了大标题！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拿着这张散发着油墨香的《人民日报》，永远记住了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陈善平兴冲冲地送给傅缨看。

　　傅缨对调研组的同志说：“大家围过来，学习中央决定！”

　　调查组成员从各处赶过来了，围坐一堂。一位同志清了清嗓子，抑扬顿挫地念报纸：

　　“《决定》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做好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领导要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每年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蹲点调查，解剖‘麻雀’，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推动面上的工作。要及时发现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总结群众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教育、鼓舞、引导群众前进。”

　　大家兴奋极了，你一句，我一句，抢着说，“‘枫桥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把综治工作落实到基层，扎根于群众之中。”“‘枫桥经验’就是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体现了《决定》精神。”

　　调查组连日来的沉闷，一扫而光！

　　当晚，调查组成员把各自的一小碗菜拼在一起，集体吃桌菜，“会餐”庆祝。傅缨摸出一瓶自带的洋河大曲，大声说：“这非常高兴！今晚的酒，我请客。你们可以放开吃一点！”

　　过了两天，绍兴市委副书记沈雷专门来枫桥，看望调查组，说：“你们发现了一个金矿，里面都是金子！”

　　十七年之后，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在诸暨市委政法委办公室。

　　陈善平抱出了五六卷档案，转身又去抱出了五六卷档案。

　　我一看，这些档案全以纱线装订成册，牛皮纸封面，《一九六三年社教运动有关文件》，《中共枫桥镇公社委员会，一九六五年贯彻毛主席关于“枫桥经验”的讲话提纲》，《一九七五年总结的典型》，《枫桥公社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关于“枫桥经验”的文件》……

　　我说：“您这里真是‘枫桥经验’的宝库啊，您这研究专家名副其实！”

　　三

　　“脑袋‘嗡’的一声，这可是历史啊！”陈善平刚接到枫桥派出所的电话，拿着话筒差点走了神。

　　这是一九九〇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枫桥派出所开始搬迁新址，有一批旧资料准备销毁，向诸暨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陈善平报告。

　　陈善平一听此事，心很急，对着话筒说：“千万不能动，等我到了再说！”

　　当时交通条件有限，从诸暨到枫桥，要坐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慢慢吞吞，时间到了车还没到，让等车的人干着急。陈善平好不容易等到了车，一脚跨上去。

　　公共汽车“吱嘎吱嘎”总算到了枫桥，陈善平飞身跳下车，一路小跑，奔向枫桥派出所。

　　许多穿着警服的人，里里外外已在忙了。陈善平来不及擦一把额头的汗，就连声问：“资料在哪里？资料在哪里？！”

　　资料要拉到造纸厂去打浆，有一小部分已拉过去了。陈善平高声地说：“不行！不行！”

　　陈善平在枫桥派出所老房子的楼梯下面，找到两大捆旧资料。这些旧资料捆扎时日已久，有的边角内页都发霉了。

　　“这都是珍贵的史料啊！”陈善平小心翼翼地搬运这两捆旧资料，坐公共汽车带回来。

　　陈善平将这两大捆旧资料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登记入册。很多资料、杂志都放在枫桥经验陈列馆里。“有些打印的好几份，手写的只有一份，从收藏的角度来说，绝版了！”

　　四

　　陈善平成了一个“枫桥迷”，用大量的时间挖掘、梳理、总结和传播“枫桥经验”，先后撰写和发表三百余篇“枫桥经验”的文章，主编了数本相关书籍。

　　一九九一年初，陈善平想，再过几年，“枫桥经验”的历史可能会被人遗忘。为了记住历史，他查档案，翻资料，四处专访当年搞试点的见证人。经过一年多不懈的努力，编写了“枫桥经验”大事记，并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枫桥经验”的诞生和发展历程，成为后来研究“枫桥经验”历史的重要依据。他撰写的《“枫桥经验”价值浅论》，发表于《公安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一九九八年时，陈善平给诸暨市公安局党委写了一封信，为了使“枫桥经验”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建议建立一个陈列室。后来腾出了那么一间办公室，收集照片上墙了。

　　到了二〇〇三年，“枫桥经验”四十周年，枫桥镇要在镇里建陈列室，把这批资料移过去。活动之后，陈列室要撤销了，这间房子要做其他用。

　　陈善平一听到这个消息，急得马上坐车到枫桥镇。他找党政办，说这些资料在谁谁谁的手里。他找综治办，这些资料到哪里去了？没有了？

　　陈善平急得汗都出来了，“我这东西没了，就永久没了！”

　　最后总算找到，在一个办公室角落里堆放着。陈善平赶紧把这些资料包的包，捆的捆，全部拿回来了。

　　这是陈善平第二次抢救“枫桥经验”有关资料。

　　将史料视同于生命，史料才具有生命的价值。

　　陈善平站起身，找出了一本陈年地名簿。那是人工以蜡纸所刻，再夹在油印机上，涂了油墨，用滚筒来回慢慢推动，才一张张印出来的。历经岁月，依稀可见淡淡的蓝，这是油墨印痕。

　　陈善平右手把地名簿一页页翻开，“哦，我的老家在这里！”他伸左手的食指，按住这个地名。

　　我探头一看，“开元乡城山村”。

　　农家子弟，与土地有天然的情缘，与群众有血肉的联系。

　　陈善平深情地说：“我的一生，都做在‘枫桥经验’上。”

　　（本文摘选自长篇报告文学《枫桥和静》，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作家出版社出版《袁亚平文集》十四卷精装本，已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