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自己改变了多少？”

　　“外人看，一半吧。”顾伟迟疑了一下，又补充一句，“如果从自己内心来看，可能三四成。”

　　顾伟是一位施暴者。持续家暴3年多，直到妻子提出离婚，顾伟才意识到自己在犯错误，“也许是生病了。”

　　离婚后，他开始修正自己，迄今已坚持了4年多，“这个过程很难。”

　　“百分之八九十的男性施暴者，都很难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的。”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的心理热线咨询师葛春燕说，“而多数施暴者施暴行为的形成都是和家庭教育、生长环境有关。”

　　等到离婚才感到慌张

　　2014年，顾伟收到法院的离婚官司传票。他第一次感到慌张。“我没想到，她真的要离婚。”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推动男性参与终止性别暴力、帮助施暴者，它的发起者、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表示，“男性施暴者一般都是在对方提出离婚时，才想到来求助，因为他觉得失控了。”

　　妻子提出离婚后的日子，顾伟心情苦闷。最开始，他担心因为自己家暴，争取不到儿子的抚养权，于是不断搜索和家暴有关的信息。这个过程，顾伟无意看到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从中知道白丝带，还翻看了关于家暴的书。

　　“那个时候，已经有些后悔，觉得自己错了，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想寻求帮助。”

　　201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顾伟独自在卧室里，拨打了白丝带求助热线。接热线的是葛春燕。“他边说边哭，后悔自己施暴，说控制不住自己。”葛春燕记得，顾伟承认做错了，“但对自己暴力行为的认识还不足，觉得也不全怪他。抱怨妻子不理解他，总是唠叨，不支持他的工作。”

　　顾伟的这个电话持续了近一小时。

　　“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倾诉。”葛春燕在电话里引导顾伟讲述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经历。

　　对自己人生的复盘

　　这次对人生复盘性质的讲述，让顾伟印象深刻。“我想起小学、初中、高中期间，我都动手打过女同学。”

　　这些碎片化的记忆被唤醒后，顾伟第一次审视自己的家庭环境和成长历程：

　　顾伟的父亲在家并不动手打人，但对他和母亲会有语言暴力，在外则习惯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顾伟的爷爷对奶奶有家暴行为；

　　顾伟的几位叔叔会对婶婶动手；

　　“这让我觉得，打老婆并没什么不对，男人对女人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可以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顾伟坦言，和女性发生争执时，他不止一次产生过“打她一顿”的念头。他踌躇很久，才说出“打一顿”这句话，低声含混带过。“觉得怎么说不通呢，烦。但如果对方是男性，就不会这样想。”

　　妻子不是第一个被他打的家人。高中毕业那一年，因为成绩不好，顾伟不想继续读书，父母在一旁反复劝说，心生烦意的他，挥拳打到母亲的脸上。“想停止争吵，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这是一件羞耻的往事，叙述时，顾伟低着头。

　　边上的母亲先是愣住，随后捂着脸哭泣。当时，父母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叫来众多亲戚评理，事情以顾伟挨了舅舅的一耳光告终。

　　他觉得，自己可以改

　　“我不是天生的暴力分子，只是从周围人那里学习、模仿，渐渐选择了这种方式。”这是拨打完白丝带热线后，顾伟一种模糊的认识，“我觉得，我应该能改正的。”

　　促使一个人去自我改变的因素往往复杂又微妙，很难说是因为某一个原因。对顾伟来说，也是如此。可能是妻子提出离婚，让他觉得事情失控了；可能是因为儿子，“我不想他以后学我”；也可能是葛春燕的引导，让他觉得自己并不是无药可救……

　　总之，顾伟试探性地迈出了这一步。

　　最初一段时间，他频繁拨打白丝带热线，一周一次，每次通话一个小时，持续了两个多月。

　　“他那时正和妻子打离婚官司，犹豫要不要离婚。也很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冲动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葛春燕给顾伟一些简单建议，比如激动的时候，立刻离开，脱离那个情景，“但这其实很难。在离婚的问题上，我说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我肯定建议离婚，因为你的行为已经伤害到她。”

　　2015年，打了一年的离婚官司后，顾伟和妻子离婚，他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也是在这一年，方刚开出全国第一个男德班，顾伟报名参加。

　　之后，顾伟又进行了持续半年多的线下心理咨询、每周出去爬山、周末参加公益活动……

　　“我以前是一个不会沟通的人，心情不好就窝在家里打游戏、玩手机，从来不会排解。心理老师说，要有爱好，多走出去。”3月2日那天，顾伟和户外俱乐部的朋友徒步11公里，走完了徽杭古道，他拍的照片里，云雾缭绕，山色空蒙。

　　2016年，顾伟做了一个决定：申请调换部门。他原来是一个小主管，职务调整后不再分管工作，年薪也少了一万多元。

　　顾伟原来的岗位，工作压力大，和领导关系不太融洽，他不会排解，经常把负能量带回家。这也是他家暴时，最大的借口。

　　控制情绪，是最大的难题

　　如今的岗位，顾伟很满意，“和直属领导沟通顺畅，工作也没以前那么烦。”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的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顾伟已经修正了自己。“施暴者的改变是一个漫长、持续的过程。”

　　在自我治疗的过程，顾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反复。

　　儿子两岁时，晚上一直和顾伟的父母睡，他觉得要多陪陪儿子，想自己带。“我父母说，孩子怕我。这话让我听着很不舒服。”有天晚上，顾伟强行把儿子往自己房间抱，“他大哭，挣扎，我一下子把他扔到地上，他的嘴角破了，流出血来。”

　　顾伟意识到自己又失控了，抱着儿子一遍遍道歉。

　　“对施暴者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控制情绪。”顾伟说，在治疗后，已经好一些了。

　　离婚后，顾伟和前妻依旧住在同一个小区，两人管孩子的时间各一半。“最开始，接送孩子碰到时，她看我的眼神都是恐惧的，不敢看。”渐渐地，前妻能和他说一两句话，偶尔还会到家里给儿子送点生活用品。

　　不过，顾伟和前妻更多的交流还是通过微信，内容基本是围绕孩子。他和前妻相处时，最大的改变是会听对方说话了。

　　“以前全是我说了算。”顾伟笑了下，像是嘲笑曾经的自己，“从前，我认定她离婚后过不好，但现在看，她生活精彩多了。”

　　顾伟有了换位思考的能力：“她能从家暴阴影中走出来，不容易。”

　　暴露那些不堪，是为了自我救赎

　　修正和改变没那么容易。

　　2018年，拨打白丝带热线咨询的人数300人次，方刚说，这其中男性施暴者占比约20%。

　　做了6年白丝带热线咨询师的葛春燕说，她接过的男性施暴者求助电话也就10位左右，占比不到百分之五，而这其中真正能改变的少之又少。

　　“90%的男性施暴者在求助时，都是因为妻子要离婚，或者女友要分手，他们打电话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觉得自身有问题。”葛春燕说，顾伟是个极少数。“要消除家庭暴力，最关键的一点是，受暴者一定要反抗。这很重要。”

　　顾伟确信自己不会再动手打人，不会再用暴力解决问题。但他给自己的评价是修正了一半，“如果从内心的自我认同来看，只有三四成。”

　　但他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他愿意正视自己的内心，暴露那些不堪，这是为了自我救赎。

　　如今，前妻看着他时不再惊惧；他们会有交流，虽然只是关于孩子；春节前，他第一次当着前妻的面，说了道歉的话……

　　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好的迹象。至于复婚，他不敢想，但他也做好了准备：修正自己，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