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先和李依依做了好朋友，再做小学同班同学的。我们之间的关系都由我祖母家所在的那条小弄堂决定。她住在弄堂右侧未改造的平房里，我住左侧新建的小楼房。我们也因为属于同一个学区而进了同一所小学。

　　李依依家在我们弄堂里很特殊。她爸爸是个残疾人，不怎么出门，偶尔开一下他的残疾人电动车——一种带棚的电动三轮车。这是最让李依依感到风光的事，只有她顶顶要好的朋友才有资格同乘。当我们并肩坐在电动车上飞速穿过逼仄窄小的弄堂时，她拿着她爸爸的半副拐，伸出去拍经过的熟人的屁股。路人由惊转怒而后骂，她朝我吐舌头：胆小鬼你怎么不敢啊？

　　她爸爸往往回头从她手里劈手夺下拐，狠狠砸她几下。车因此停下。我也就识趣地回家。

　　“你少跟李依依混，他们家人都坏，你没看她脸上那么长一条疤，都是她爸打的！老话说得对啊，瘸毒瞎狠。自己女儿都打，虎毒还不食子。”祖母这么说，但我还是捧着饭碗下楼去找她玩。但我从来没问过她那条疤是怎么回事。她脸上的疤确实很吓人，从颊上到下脸沿，像闪电。她爸总是不高兴的样子。胡子拉渣，青色的脸皮，眉眼垂落。他不能走路，因此缺少许多由大地传来的活气，但我不太信他会打她。

　　我和李依依的友谊很坚固，因为我们还需要好多年，才会意识到平房和楼房的区别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李依依的野带给怯懦的我一种奇怪的力量，她的爽朗和利落也让我暗生羡慕。但我们的友谊又略显脆弱，尤其是上了小学以后。尤其是，我们遇到了叫体育课的东西以后。

　　开学第一天，她爸开着三轮车来送她。她朝我招手，我却突然犹豫，不想跟她一起走。身边忽然出现私家车，接送衣着光鲜、说话行为不逾矩又可爱的小姑娘，还不止一个。她们逐渐占领了我心里为朋友留的地方，李依依仿佛拿着拐，站到远处去了。

　　我在小学里成绩平平，成绩单像我的性格一样温吞。但李依依有点应付不来，于是在比较中我成了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也因此终于知道了，李依依的爸爸确实常打她。她在某次被打后噔蹬蹬跑上楼梯来找我，在咸湿的眼泪里恨恨地说：“我跑步跑那么好，我体育成绩有98分！你看我爸就知道说我语文数学……他自已腿断了就恨我会跑步！”

　　的确，李依依是我们小学的跑步明星，体育课是她继电动三轮车以后再次闪耀的机会。相反，我和我的新朋友们怕极了跑步、跳绳，怕极了体育课。我们小学的跑步操场建在小山坡上，爬上去就挺费力气。但李依依不怵，我甚至觉得她脸上的那条疤都在闪光，她跑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她爸的三轮车，想起以前跟她一起吹过的穿堂风。

　　从上小学起我就没和她一起坐过三轮车了。

　　她也再没有和我哭或讲起她爸打她的事。

　　我做着好学生，听话地做作业，为考试辗转反侧，李依依在体育课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进了校田径队。听说她爸也很高兴。

　　直到那节体育课。

　　我照例累得不行坐在跑道沿上，山坡那边突然起了骚动，同学们慌乱地跑过来和老师报告：“李依依掉下去了！”我懵了。

　　那天学校早早放了学。李依依被送去了医院。说是她跑得太快，一边跑一边回头招呼同学，没看前面的路，摔下去了。好在山不高，也不是悬崖，只是骨折。

　　但这事没有就此结束。李依依的爸拄着拐，和她妈一起到学校讨说法。说学校没有在那个危险的地方装护栏，当然负有责任，要求学校赔偿。他们先堵住我们班主任，而后教导主任，而后校长。我有好几次看她爸青筋暴起，拐都在颤抖。

　　“我已经瘸了，你们再害我女儿残废啊？”

　　他们连续来学校三星期。有时我见到她爸默无声息站在窗边抽烟，窗外就是那个小山坡。我连上前去叫一声“李叔叔”的勇气都没有。

　　在很多年以后我才会仔细回想这件事，体育课，纯粹展示身体素质，释放小孩子天性。李依依的体育课与楼房平房、与双拐残疾人车、与脸上的疤痕全然无关了。这是她爱体育课的理由。而我呢，我们这些人呢，剥去成绩单，剥去外部环境带来的一切优越感，我们的脚被什么锁住了。我们跑不快，却在为跑得快者付出的代价唏嘘感叹。

　　李依依腿好以后搬家了，因而转学了。我站在阳台上，看她爸载着她和她妈开出弄堂。她爸第一次把车开得那么慢。李依依突然回头朝上看，我不确定她是否看见了我，我关窗。

　　小学毕业，我也离开了那条弄堂。童年的穿堂风已穿堂而过，逐风狂奔的李依依也淡出了我的生活。初中、高中的体育课仍然让我恐惧和累。中考体育的压力也曾令人难以入睡。我把对体育课的恶感归咎给第一印象。

　　我想如果哪一天我不再上体育课了，我也就会彻底忘记李依依吧。她现在又在哪里了？听说她上了某职高。她当然是因为父母在学校上演的闹剧而搬走的。也许可以说是那堂体育课让我们离开了彼此人生上的交点。

　　但再后来，我想到人生中有太多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渐行渐远是必然的事，与单纯告别也是必然的。也许像体育课这样纯粹的舞台，再没有了。

　　即便如此，我们能不能不上那节体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