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记者赴扬州探寻《青春之歌》里许宁的原型
杨沫的人生,在1933年转了个弯
本报记者 陈淡宁
杨沫(左一)与友人合照,右三为许晴。图片出自《永远的青春之歌——杨沫百年纪念图文》。 |
《青春之歌》封面 |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
中学生林道静,在不同的人际遭遇中,将胸中所爱一步步升华,由小我之爱,上升到大我之爱。
这是小说《青春之歌》的故事,它是当代作家杨沫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58年首次出版。
钱报记者联系到杨沫的儿子老鬼,他说,自己对母亲的回忆,都写进了《我的母亲杨沫》。于是,我们顺着老鬼的书写,又寻到扬州烈士陵园。
本报记者 陈淡宁
1933年的一次聚会,改变了杨沫的一生
《青春之歌》有一个特殊的版本:茅盾的眉批本。
其中,茅盾对两章内容情有独钟——第七章:卢嘉川、许宁、罗大方等青年知识分子,组团南下去南京请愿,结果反被当局抓捕在狱中;第八章:林道静因理想与思考方向的分歧,内心对曾经救过自己的余永泽产生了隔阂。
正是这两个章节,拉开《青春之歌》大幕的重要篇章,为林道静点亮爱国理想埋下了伏笔。
杨沫曾说,1933年的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
1933年除夕,杨沫收到了妹妹白杨的邀请。她来到北京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参加了一批进步青年的聚会。他们中有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后来的《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宋之的,后来的云南省文联主席陆万美,还有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共老党员邸力等等。
从老鬼的记叙中,我们能大致勾勒出那场聚会的情景: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在北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抨击时弊,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主张的正确……
这让当时过着平淡而琐碎的小日子的杨沫心怀激荡。聚会后的第二天,有人又给杨沫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
老鬼说:“正是那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杨沫的一生。”
一代人“千锤百炼已成钢”
在那场聚会中,老鬼特别提到了一个成员:许晴。
“许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个子,这在南方人中极少见。中学毕业后在南京搞进步文化工作。读过不少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特别崇拜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尔础,还曾把高尔基的三部曲送给白杨阅读。这位安徽来的青年,从小没父亲,是老妈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
无论是外貌与身世的描述,与《青春之歌》中的许宁,几乎如出一辙。
《我的母亲杨沫》中写到的一个情节,让人更加确信许晴就是许宁的原型——1933年,许晴曾在西单的一家书店里做经理,暗中销售进步书籍,还曾介绍杨沫到那里做店员。然而不久后,许晴就因此被捕判刑。杨沫便假装是许晴的妹妹,带着许晴的寡母去监狱探监。而探监时,许晴为了写东西,托杨沫带些铅笔。因为探监所有东西都要检查,杨沫不知怎么带。当时有人出了个主意,说可以蒸一锅馒头送进来,和面的时候把铅笔放进里面。
为了寻找许宁的原型许晴,钱报记者去了一趟扬州烈士陵园。
在排列整齐的档案架上,陵园宣教科科长沙勇军拿出了一个牛皮纸的硬纸盒,里面只有五张泛黄的资料。其中年份最早的一张是写于1951年的“扬州市烈属调查登记表”,上面写着:许晴,牺牲年龄28岁,入伍于1933年5月,牺牲时任职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
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中,记者也找到了许晴的名字。
1940年10月,许晴随刘少奇同志到达盐城;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许晴成为新四军文艺干部;1941年7月24日凌晨,因日寇突然袭击,他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壮烈牺牲。
许晴在“鲁艺”时,曾创作过一首《中华民族好儿郎》的歌,歌中是这样唱的:“春天的太阳放彩光,胜利的歌声响四方!我们是中华民族好儿女,千锤百炼已成钢。从不怕千难和万险,坚持抗战在敌后方。”
老鬼说,他从小就能感受到母亲对许晴的怀念。许多年过去之后,老鬼也发现母亲总是把许晴的相片保存在相册里,晚年还重印过。“可以说,许晴对母亲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