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报道并深入了解杭城的出租车行业，应该始于1992年。那个时候整天往杭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跑，我习惯称为“运管处”。

　　上世纪90年代，出租车开始健康发展，数量不断增加，除了几大公司参与经营之外，也有了个人拥有营运牌照。那时出租车少，打出租车的乘客也少，于是大部分出租车集中在火车站、汽车站、机场以及各大宾馆。那时候，这些地方都会发一些自己的证，没有证，就不允许接客人。比如城站，这些证又被一些人垄断，垄断证的那些人收取中间费，只有大概50辆出租车可以到站门口接客人，其它出租车连停都不让停。

　　为了取消这种“划地为牢”式的不正当经营，钱江晚报联合杭州市政府和公路运输管理处，一组报道连续写了30多篇，最终让杭城的出租车得以公平经营，也因此，我和出租车结下了情谊。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杭城出租车数量大增，管理上了台阶，车子外观统一了，内饰要求、司机着装等等也有了规范。但是，2000年之后，杭州出租车市场又出现了新的情况。由于市场不是很好，司机收入存在一定困难，于是出租车市场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是司机经营上有困境，生活上有不便，另一方面是有司机拉回扣、拒载、斩客，老百姓对出租车司机有诸多不理解。

　　为了更真切地了解出租车营运的真实情况，2001年7月12日起，得到当时的础润出租车公司同意，我穿上“的士服”，驾驶崭新的浙AT8980桑塔纳，做了两个月的出租车司机。

　　我和当时的部主任周丹分白天和晚上两班营运，白班上交公司250元，晚班交100元。加上汽油费，一天下来成本将近400元。

　　那个时候打车的人不多，但出租车数量却在每年增长。开上出租车之后我才知道，做生意还真是难。虽然说那个时候杭州城市不大，但因为没有导航，你得熟记每条小路每个小区。又因为打车的人都在路边，有的招手，而有的连手都懒得动，找客人全靠自己的眼力。开了一阵子吃了苦头后，我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学问”，最普通的“扫马路”被称为“中小学生”，段位高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则需要有手段，他们做的便是“拉回扣”甚至“包车”的生意。

　　长达两个月的“的哥”体验，让我感受到了普通出租车司机的不易，比如整天在外面跑，吃个饭上个洗手间都成问题，几乎没有属于他们的休息和生活专用场所，更重要的是听到了更多真实的声音。这一段难忘的亲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俯下身，走基层，听民情。

　　之后的城市出行状态便是打车难了。由于城区扩大、经济发展和外来人员增加，马路边随时能打到出租车已不大可能，高峰时间打到车更像中了头奖。

　　再后来，“优步”来到杭州，“滴滴”等打车软件应运而生，点点手机，车子就能在你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你身边，这在十多年前我当“的哥”时，几乎不可想象。

　　本报记者 柏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