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拜新闻报道，不久前网络流传一份证明文件：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李某一家月收入1.6万元、人均收入4000元，被评为困难户家庭。非议之下，6月3日下午，当地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某一家不符合东莞市困难户家庭的相关标准。

　　因为2019年东莞市困难户家庭评定标准包括“人均月收入为980块”，但李某及家人的人均月收入是4000元，表面上看，李某家庭确实不符合贫困户标准。面对采访当地工作人员改口说，此前给李某申请的其实是重大疾病医疗相关救助。因为李某身患肝癌，据其家属反映，她在治疗期间已花费近100万元医疗费用，后续每月仍需医疗费用约7万元，1.6万元的月收入在癌症面前简直是杯水车薪，处境着实可怜。

　　但并不是说，此前舆论质疑李某家庭被评为困难户有问题。正如当地发布的通报称：相关社区工作人员未能对李某提供的所有材料进行深入查证求实，便给其办理了申请手续，存在极大的工作过失。在办理手续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未能完整说明李某家庭的困难情况，相关证明文件的措辞不够规范严谨，表达不够客观全面，造成了外界对社区工作的误解。这说明，是社区工作上的失误，导致了误解的产生，让人们觉得评定贫困户的过程可能过于轻率，也导致了当事人在各方压力之下撤回了救助申请。

　　虽然，李某及家人的人均月收入不符合当地贫困家庭的标准，但是李某的家庭仍然属于贫困户家庭，这是确凿无疑的，因为李某的情况属于“支出型贫困”。支出型贫困是指由于家庭成员出现重大疾病、子女就学、突发事件等原因，导致家庭财力支出远远超出承受能力而造成的绝对生活贫困。由于这些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无法享受低保，实际处于社会救助的“夹心层”，一旦遇到不测，往往比低保户更困难。

　　近几年来，类似李某的事件屡见报端，比如不久前的“西藏一县领导患病众筹”事件，尽管该县领导月工资到手约一万元，但同样由于治病已花费近140万元，而不得不向社会求助。还有年前上海“困难户家钢琴价值38万”的事件，实际上都是因病返贫的典型例子。从2007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步关注“支出型贫困”群体，一些地方将其纳入制度保障范围，或者对其实施临时救助制度，新华社也报道过杭州于2015年底率先出台了《杭州市支出型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救助办法》，对因患大病重病、就学和重大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费用较大需要救助的对象开展救助，并纳入低保范围。

　　但是，舆论对李某这一类的质疑反映了信息不对称。对此，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此类情况的政策宣传，并且以更细致更严谨的工作来评定困难户。毕竟，困难户的评定事关公平的最底线，所以牵动着大众最敏感的神经。同时，面对李某这样的确困难的情况，也别轻易改变或否决原本的评定。毕竟，“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让每一个应当受到救助的家庭受到应有的救助，让阳光雨露洒进每一个弱势人群的心底，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