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夜晚，露天电影曾是一代人的记忆。

　　电影里的狗叫了，全村的狗都开始叫；电影放到一半要换另一卷拷贝，全场响起“哦”的叹息声；爱情镜头来时，家长们着急捂着孩子的眼睛。

　　那时，看电影的黄金座位是前排，看电影时是可以嗑瓜子的。

　　如今，露天电影可还有人看，有人放？

　　“露天电影怎么会只存在回忆里？开玩笑！放电影的机器我都更新了十五六套了，如今露天电影都是高清数字播放机了。”已经播放了40年露天电影的杨志平如是说。

　　65岁的他依然是“留下电影队”的当家人。

开场前台阶、绿化带围栏上坐满了人，幕布成了孩子们的捉迷藏工具

　　6月3日，留下街道杨家牌楼社区的公告栏里挂出了通告：6月5日晚上7点，社区广场上免费播放露天电影“廉政风云”，欢迎居民们前来观看。

　　当天下午5点，杨志平就开始忙碌了。他要按照设备单准备好各种器具，然后装上三轮电瓶车，然后推到百米之外的社区小广场上。

　　放映“工程”里最复杂的是挂幕布。虽然社区广场是他最熟悉的放映场地之一，但是要在广场上挂起一块长7米、宽5米的幕布，还是要在台前台后跑上30多次，才能把4根粗绳子牵着的幕布平整地挂起来。

　　孩子们在台上跑来跑去，把幕布当成了最好的捉迷藏工具。

　　6点多，台下上百张凳子已经全部被抢完。7点，广场周边能坐的台阶、绿化带的围栏上，已经坐满了人，就等电影开场了。

　　放映时，杨志平不太说话，守着机器，注视着放映情况，时不时站起来驱赶一下在台上的孩子。

　　孩子们喜欢站在放映机前，看自己的影子变得巨大遮住整个屏幕，然后嘻嘻哈哈地大笑。

　　“今天的电影适合爸妈，要是放动画片孩子们可安静了。”杨志平其实不太介意孩子们调皮，露天电影本来就不用正襟危坐的。

40年前就开始放映露天电影，最火的时候观众有上千人

　　1978年，杨志平成为留下公社电影放映队的一员；1993年放映队实行个人承包，他包下这块“责任田”，开始从留下的十多个乡镇到全杭州放映电影。

　　西湖桂花节现场、花港饭店、浙江丝绸工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前身）等，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很多年前，放映队是每个乡镇都有的，但是后来放映队没能被收编，变成需要放映牌照的个体户。”最多的时候，杭州有60多支电影放映队。

　　为了吸引更多人看露天电影，杨志平制作了广告单到各个大学、社区、企业投递，靠着自己的韧劲积累了不少客源。

　　2013年，杨志平在杨家牌楼为民工放映电影。

　　“露天电影最火的时候，上千人来看是常见的事。”

　　“有一次在别人放映的时候，有个人挤在前排中间，实在是内急，就趁着周围黑在银幕底下做不可描述的事情，结果正好遇到中场换片，屏幕一片白光，大家都看到了。”

　　当年一凳难求，如今看电影的人还会坐在电瓶车和自行车上看。

　　“电影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去放，偏远农村里居民连一角钱的电影票钱都付不出，就攒着鸡蛋来换，一个鸡蛋一个人。”

　　40年后，变了什么呢？

　　在放映前，科教宣传片还是要放的，只是最常见的宣传片从《农民工进城务工指南》变成了《防止电信诈骗》。

　　最多的时候，杨志平坐拥15套不同年代的放映设备，后来他陆陆续续卖掉了不少，只剩下最常用的三套。

　　曾经，电视剧和露天电影抢夺人群。如今，老杨也认命，“年轻人就是喜欢在房间里看电脑，只要有电脑，吃饭不出门，别说出门看电影了。”

当年他的家就是民工电影院，记录着杭州露天电影播放史

　　杨志平的家是杨家牌楼几百幢农民房里非常不起眼的一幢，一楼是铺面，二楼到四楼是出租房，5楼自住。

　　一进门的走廊，正面墙上挂着他的荣誉，第三届杭州十大平民英雄、全国农村优秀电影放映员，还有不少当年记者留下的照片和报道。

　　如今，住在这里的房客和20年前的房客一样，叫他“杨叔叔”。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住的这幢小楼，曾经有过一个民工电影院，只要花1到2元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

　　“人少的时候有20人，多起来有上百人看电影。”杨志平说，电影院曾经是一家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比房租更重要。

　　后来，电影院每况愈下，房租倒是越来越高。

　　“夏天是电影院，冬天太冷了，就把电影院变成溜冰场。这样又养了电影院几年，再后来房租更高了，就把电影院拆了，变成了出租房。”

　　这里还是露天电影“博物馆”，堆放了他放电影的各种设备。从500斤重的老式放映机，到50斤重的数字播放机，还有电线、音响、老电影胶片……

　　摸着放映的“老伙计”，他说：“其实现在物业、广告公司做活动，会叫我去放一场儿童片，小孩子喜欢，大人也就跟着来了，聚人气。”

　　杨志平感慨，“当年多少年轻人一边看电影，一边在底下牵起了手；多少孩子在看电影时交到小伙伴，父母也有了走出家门和邻里聊天交流的机会。”

　　看露天电影，看什么不重要，氛围与交际更重要。

　　新闻＋

这是杨志平第16次接受

《钱江晚报》采访

　　杨志平保留了14张钱江晚报在不同年代关于他的报道。而现在是他接受的第16次采访。

　　采访杨志平，对我来说，已经是至少十五年前的事情，陆陆续续为他做了五六篇稿子。缘起是他给《钱江晚报》来信，要在当年的国庆给民工办一个免费电影节。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他所在的杨家牌楼时，还没有导航，坐着到那个方向的公交车，一路问司机这个地方在哪里，下车怎么走，最担心的是找不到地方。杨家牌楼确实是个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城郊结合部的村子。

　　杨志平当年的电影节非常成功，自己的小电影院人都坐不下，后来又到户外去放了露天电影。来看电影的民工都非常高兴。其实那个时候电影市场有点萧条，去看电影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他的电影节里，你能发现爱电影的人还是很多很多。

　　后来，他注意到来看电影的外来务工人员很难找到合适的相亲途径，又利用看电影的机会为人牵红线。有成功的，老杨就帮着他们办喜酒当证婚人。当年还不流行“社会责任感”这个词，但是回过头来想想，杨志平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期望老杨的电影放映能服务更多的人，钱江晚报会与更多采访对象一同成长，在不同年代做好为民服务。 本报记者 孙连兴

　　本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诸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