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友人眼中讷讷于言的人，其朋友圈竟几乎囊括了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化名家——弘一法师、马一浮、鲁迅、叶圣陶、俞平伯、夏丏尊、郑振铎、朱自清、巴金、匡互生、梅兰芳、苏步青、张乐平……

　　拥有这一耀眼朋友圈的人，是丰子恺先生。

　　近日，上海文化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丰子恺的著作《星河界里星河转：丰子恺和他的朋友们》（下文简称：《星河界里星河转》）。丰子恺的外孙宋雪君在上海图书馆，由这本书开始，讲述了丰子恺与36位师友的交游往事，勾勒出跨越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名家交往录。

　　杭州曾住着他的老友

　　屋在人不在伤心而返

　　这一次，宋雪君先从马一浮讲起。因为，《星河界里星河转》的书名与他有关。

　　“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是一幅对联，其中，《日月楼中日月长：丰子恺家庭影像、随笔、漫画精选集》已于2017年出版，《星河界里星河转》是姊妹篇——前者讲亲情，后者讲友情。

　　1954年，丰子恺住进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长乐村，他很喜欢新居，房子有很多面窗户，有漂亮的阳台，可以看到日月运转。初入新居，丰子恺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日月楼中日月长。从平仄上来讲，这一句只能作为下联，至于上联，很多人都对不出来，后来，丰子恺的好友马一浮出了一句：星河界里星河转。

　　丰子恺与马一浮的故事，已经被不同的人讲述了无数次，宋雪君只说了一个细节——

　　1972年底，被那个特殊年代累及的丰子恺，各种罪名和不实之词得以澄清，1973年初，他在学生胡治均的陪同下，从上海来到杭州。

　　丰子恺在杭州的时间也太长了，他有大量表现西湖的漫画，可见他对杭州的热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杭州有马一浮的家。

　　丰子恺来到杭州后，执意要到蒋庄去看一下马一浮的家。其实，马一浮已经在1967年就去世了。

　　走到离蒋庄还有一里路的地方，撑着拐杖的丰子恺忽然停下来了，嘴里自言自语地说，人也不在了，再去看还有什么意思呢！说了半天，他很悲伤地回头走了。

　　宋雪君说，他一生中从未有过这种悲伤，因为他和马一浮的关系实在太好了，可能到了蒋庄触景生情，最终还是没进去。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不想背着骂人的人设

　　鲁迅躺在床上跟他聊天

　　《星河界里星河转》收录了50余篇轶闻故事，百余幅照片、手札。它集中体现了一些历史事件中易被人忽略的、隐蔽的、陌生的细节，让读者能从精神层面更多维度地理解丰子恺，即他的友情观、家庭观，他的生活态度，他观照世界的方式等。而从另一个层面，我们也体味到许多文人名家的个性与情调，这也是本书的另一层意趣。

　　比如，鲁迅。

　　宋雪君讲了一段鲁迅“躺着”接待丰子恺的往事。

　　l924年4月，鲁迅买到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苦闷的象征》开始着手翻译。译作完成之后，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后改由北新书局出版。

　　其间，丰子恺也在翻译《苦闷的象征》。听闻鲁迅已经翻译了《苦闷的象征》一事，觉得自己再译不太好意思，就去了鲁迅家里一次。

　　到了鲁迅家里，鲁迅躺在床上接待这位比自己小17岁的年轻人。

　　鲁迅为什么要躺着接待他们？

　　“因为他们老是骂我，说我骂人，我躺着总不会骂人吧？所以我今天躺在床上跟你们谈话。”宋雪君还原了这近100年前的一幕。

　　当时，鲁迅的语气很轻松，他说——没事，在日本一本书可以有多个版本，你翻你的，我翻我的。

　　这样一说，丰子恺就放心了。后来，鲁迅跟北新书局打了个招呼，请他们晚三个月出版他的《苦闷的象征》，用意很明显，他要给年轻人让路，由此，可见鲁迅对青年的关怀。

　　两个中译本的《苦闷的象征》出版后，丰子恺的学生，与鲁迅也有交往的季小波认为，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迅是大家手笔，但译文中的句式并不好读。他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直抒胸臆。

　　几天后，鲁迅回信了，坦诚且谦逊地表示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

　　春晖中学的白墙上

　　发现中国最早的漫画

　　几乎在《苦闷的象征》出版同一时期，在郑振铎的策划下，丰子恺的第一部漫画集《子恺漫画》于1925年由文学周报社出版。中国从此出现了“漫画”二字。

　　回头看看这部《子恺漫画》，可谓众星加持——郑振铎、夏丏尊、朱自清、丁衍镛、方光焘、刘薰宇等六人为其作序。书末还有俞平伯手迹版的跋文，都对丰氏漫画作了印象概述，给予很高的评价：夏丏尊认为“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子恺是幸福者”；朱自清把丰子恺的漫画比作“带核的小诗”；而俞平伯则说“舒卷自如，不求工巧”。这些赏鉴式的品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其人其画的喜爱和欣赏之情。

　　这一批漫画，在郑振铎发现它们的时候，还只是静静挂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墙上，宋雪君说，如果没有这些朋友，丰子恺的画不可能一直流传下来，“也许丰子恺就变成一个一般的老师。所以，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圈子，文化事业是不能发展的。”

　　说起来，丰子恺和朋友之间的交往，也只是一些生活小事。

　　有一天，郑振铎请丰子恺到南京西路去吃西餐，要请客的郑振铎到结账的时候发现没带钱，丰子恺帮他付了五块。过了两天，郑振铎拿了十块来还丰子恺，找不开怎么办？一个一定要还，一个一定要找，你来我往半天，边上的其他友人实在忍不住了：“找什么找！出去再去喝！”于是，丰子恺、刘熏宇、夏丏尊、匡互生、方光焘等七八个人顺势组局，到江湾小店去喝酒，烂醉而归。

　　几年前，宋雪君一行几人到上海福寿园去扫墓，那里有丰子恺的衣冠冢。离丰子恺的衣冠冢十步之遥，宋雪君发现了郑振铎的衣冠冢：“我们就说，两位大师在天上又能湖畔共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