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车窗，优优（化名）远远望见，杭州和达自由港小区门口的帐篷亮着灯，几个站着忙碌的身影投射在布帘上。

　　夜深人静，但黯淡中那片孤零零的光芒让她确信：终于到家了。

　　3月15日凌晨1点多，一路疾驰10多小时，优优一家三口从湖北荆门开车回到杭州。测温、核查证明、登记、消毒……犹如一条高效作业的流水线，几个保安和社工快速而娴熟地为他们完成信息核验，小区大门随之敞开。

　　进电梯时，32岁的优优双腿发软，可能有点不适应，也可能过于激动，她感觉那一刻自己幸福得“晕梯”——他们一家人被困在荆门的乡村，在一座300平方米的泥土房内，50多天从未出门。

　　时隔50多天，她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对疫情的恐惧，对杭州的想念以及身为摄影店老板娘的焦虑，在回到家的这一晚都烟消云散。

　　面对本报记者，优优讲述了这些天的经历。

　　有时候晚上会哭着醒来

　　担忧、焦虑、后悔都扑面而来

　　在荆门的50多天，我每晚都睡不好。有时太困了，可能会睡两三小时，但总是夜半惊醒。我儿子童童（化名）就睡在我旁边，我害怕他身体出现异常。有几个晚上，我是哭着醒来的，担忧、焦虑，也后悔带儿子跟丈夫回湖北过年。

　　我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每年春节我会陪丈夫回家乡湖北荆门生活四五天。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本不打算回了，但年前，家人传来消息——丈夫的奶奶身体状况堪忧，时日无多。

　　1月20日左右，再三犹豫后，我们仓促决定带儿子回去看望老人最后一眼。我们本打算初二就回杭州，没想到，情况急转直下。

　　那段时间，我每天在手机上不停地看各种关于疫情的新闻。看到湖北确诊病例破千时，我真的很害怕，后来这个数字越来越大，我更觉得回家遥遥无期了。

　　2月初，丈夫的奶奶去世，没有举行丧葬仪式，也没人吊唁。疫情期间，一切从简。此后，我和丈夫、儿子、公婆、爷爷，一家六口人呆在300平方米的房子里，从没出过门。

　　我待在家里，每天看看自己的车。

　　储备的肉吃完

　　我们只好三餐吃素

　　过年储备的肉很快就吃完了，村里菜多肉少，有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只好三餐吃素。其实，村委会可以帮忙采购肉，三天一次。可他们要负责管理10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又离得远，我们不想再给他们增添负担。

　　我们大人能忍受，可孩子有点受不了。好在后来，村委会把村里鱼塘的鱼都捞了起来，5000斤的鱼不到半小时就卖光了。我家买了二三十条鳊鱼，靠它们撑了一个多月。

　　童童9岁，抵抗力不太强，担心他会着凉感冒，在荆门的前20多天，我都没敢让他洗澡。童童在杭州出生，也在杭州长大，之前，我和他从没在荆门生活过这么长时间。可能是水土不服，后来，我们俩身上都开始长红疹，没办法这才给儿子洗了澡。

　　每天手抄试卷

　　甚至要在餐巾纸上抄

　　3月初，儿子的学校开始上网课。他读二年级了，不能落下课程。

　　村里没有网络，我用手机开热点给他上网。学校排了课表，数学、语文、英语、音乐、美术、体育轮换着上。

　　数学课要做试卷，可我们在村里，既没打印机，更没A4纸。学校老师关照说，让童童直接在纸上写答案就好。可这样，我担心儿子看不清楚题目，老师批改也麻烦。

　　所以，从那时起，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子手抄试卷，一天至少抄三页纸。童童带去的五个作业本很快就写满了，房子里又没本子，有几天，我只能在餐巾纸上给他抄试卷。后来，村委会有一次出去采购，给我们买回了一叠A4纸。

　　学校老师知道童童情况特殊，很理解，还在他的试卷上打星星，鼓励他。

　　童童只有铅笔，美术课上要画画，老师就告诉他，“你不要担心没有绘画工具，你可以用铅笔描。但作业不可以不做，做作业是一种态度。”儿子提交的作品其实完全不如其他孩子，但老师依然会夸奖他。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暖心。

　　我从没觉得杭州这座城市

　　是这么让人挂念

　　在湖北的那些日子，几乎每隔三四天，杭州的社区书记会打电话跟我聊家常，安抚我的情绪，几乎每次通话都长达一小时，对我帮助很大。

　　3月6日，武汉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两位数，后来新增病例越来越少。我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3月13日，我们一家三口拿到了荆门村委开出的健康证明和杭州社区开出的居住证明，当时，我差点激动得哭出来。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6点半，我们就起床出发。8点多在镇政府办好各种手续，10点到高速口时，已经有三四十辆车在排着长队。

　　高速上基本没什么车，我们开得很快，一路上没进过服务区，尽量避免和别人有接触。离浙江越来越近，我很兴奋，可内心也有点忐忑——我们刚从湖北回来，会不会被人另眼相看。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是我多虑了，杭州真的很温暖。

　　进入浙江省界时，已经接近3月15日凌晨。我给社区书记发了条微信，她很快就回复我，“太好了，快回家!”“回家”这两个字一下就戳中了我的心。

　　凌晨1点多到达小区，我们有些不好意思。社工却很快就处理好了一切，还帮我们把车上的所有物品搬回家，还问我们，“你们饿不饿，给你们买点饭送过来。”

　　当时，我们的健康码是红码，需要隔离。我们每天在叮咚上买菜，社工都会送上门；他们也会把我们的垃圾拿下楼、单独归类；每天测温，每晚社工还会来巡查。虽然依然不能出门，但我们踏实多了。我知道，社区对我们管得严，也是对大家负责。

　　童童每天仍在上网课，现在，社工会帮我打印试卷送过来。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离开杭州这么多天，可能我不会发现，这座城市这么让人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