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电影文学奠基者

　　谢晋的忘年交

　　与孙女谈到电影就很严格

　　他的作品里

　　全是

　　家国情怀

　　谦逊的夏衍，在临终前对家人说过：“我的作品只有《包身工》可能会流传下来。”

　　夏衍写《包身工》，是在1936年的中国。

　　此后好几代的学生，就是从中学语文课文中知道“夏衍”这个名字的。

　　包身工、拿摩温、芦柴棒、纱厂女工……也许你的孩子已经在上高中，你还记得《包身工》里的那些片段，记得小时候用这些文中的名词给身边的同学起绰号。

　　据说为了创作这篇报告文学，夏衍曾亲自“潜入”日本纱厂，混进包身工中“卧底”。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

　　但是，中国话剧史、中国电影史不会忘记夏衍这个名字——

　　与老舍京派话剧《茶馆》齐名的海派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以及一长串电影剧本：《林家铺子》、《祝福》、《故园春梦》、《春蚕》等等。看着夏衍先生的生平，感受着他一生的创作和生活足迹，甚至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缩写。

　　夏衍，是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奠基者。

　　一炮走红的《上海屋檐下》

　　借鉴了电影手法

　　用当今的流行语来说，作为剧作家和电影人的夏衍，一生创作了好几个热门IP，有的搬上舞台，有的搬上银幕。

　　《上海屋檐下》，是他当年一炮走红的第一个大IP。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文人之笔的力量，并不逊于武人之剑。

　　夏衍笔下的上海，不时尚，不小资，不风花雪月，那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上海。

　　当我们读到这一段文字，一下子跟着夏衍穿越到了1937年，也是4月，他写了上海的一场雨——

　　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得可以听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客们的心境。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

　　沈芸回忆说，这是《上海屋檐下》的第一幕，这样的描写背后，是夏衍在1937年这一特殊的年份里所创造的一个巨大的隐喻系统，这是前夜，压抑而胶着。1937年，一声惊雷，“卢沟桥事变”。之后，夏衍就以笔代刀，投入到一场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说来惭愧，作为孙女，之前的我居然没看过一台爷爷的话剧。”沈芸说，直到前几年，上海“人艺”又重排了《上海屋檐下》，后来该剧进京演出，沈芸终于圆了梦。如今，这出剧已成为上海话剧中心的保留剧目。

　　从事电影研究的沈芸说，“从《上海屋檐下》，我们还能看到对于电影手法的借鉴，随着故事展开的前后景关系变化，正是蒙太奇的切换，这可能算是爷爷20世纪30年代进入电影界的一大收获吧。”

　　国内首部左翼影片

　　是他编剧的《狂流》

　　电影，是夏衍一生中非常重要，也绕不开的事。1933年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夏衍领导了上海的左翼电影运动。他任编剧的第一部影片，名叫《狂流》，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左翼影片”。

　　由夏衍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小说还有《祝福》、《林家铺子》等，《春蚕》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这是夏衍将现代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最大程度体现了改编者的意图，是现实主义力作，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出色的改编新文学作品的杰出作家的地位。

　　1979年，夏衍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1985年文化部为表彰夏衍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特颁发荣誉奖状。1994年，在95岁寿辰之际，他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

　　“二流堂”的聚会中，电影界的人也常来常往。夏衍家的客厅，以汪洋和谢晋的大嗓门最突出。沈芸印象中，只要他们来一位，声音就充斥了客厅的每个角落。

　　很多年以后，夏衍孙女沈芸写了一本书：《中国电影产业史》，或许与她从小耳濡目染的电影氛围脱不了干系。

　　“我小时候在北京礼士胡同上小学，旁边就是清代大臣刘墉的府第，也是电影局的办公地。那时，爷爷常到那里去审片，也常带我去看电影，比如《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我后来读大学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但我爷爷其实并不希望我干电影这行，他很不喜欢我从电影学院学来的论文体，不断地给我泼冷水。他认为，作为一个人综合教育的基础，电影的面太狭窄，不足以支撑知识结构的全部。”沈芸回忆道，一涉及电影，爷爷对她就挺严格的。

　　她还常想起爷爷以前告诫她的话：电影界很复杂。

　　如今，中国的电影产业或许发展到了当年的电影人夏衍想象不到的繁荣，但他的那句话却依然像一种对中国电影产业健康与否的提前警示——所谓“爱之深，恨之切”，一句“很复杂”的背后，也饱含着夏衍对中国电影产业健康发展的期许。

　　和谢晋是忘年交

　　两代浙江电影人惺惺相惜

　　夏衍和谢晋，两代电影人，都是浙江人，都曾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因为电影，他们惺惺相惜，也是忘年交。

　　“记得那年，我爷爷就在身体尚好的12月9日凌晨三时，与陪住的小保姆有过一个清晰的对话，他说，‘我要回杭州去了，这次谁也不要陪，我一个人走。’”

　　沈芸回忆，关于骨灰的撒放，爷爷夏衍生前有过三次变动。

　　第一次，他计划撒在杭州的农学院。他曾说过，与动植物打交道，要比与人交往快乐。但与植物相伴，毕竟不能概括他的风雨人生。

　　第二次，他说要撒在西湖，但细想想，西湖固然宁静秀美，但不是爷爷的性格。最后，他决定撒进钱塘江。因为钱塘潮汹涌澎湃，又自有其天然的雄阔壮美。

　　就这样，人生的终点，夏衍回到了杭州。

　　1995年秋，夏衍在杭州的撒骨灰仪式，谢晋亲自参与筹划，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凭着拍电影的经验，在从钱塘江到富春江的途中，选择了三处他认为最美的地点，作为骨灰撒放点。

　　“他带来我爷爷喜欢的中华烟，故乡的黄酒，一并撒放，送了一程又一程。他说，你爷爷这一辈子不容易，吃了很多苦。这几处地方逆流而上，美似天堂。”

　　夏衍走后，谢晋总是念念不忘夏衍对他的各种知遇，并恭敬地执弟子礼。

　　1998年秋天，沈芸和谢晋导演相聚在杭州。那次活动上，谢伯伯拉着她对省领导说，“后年（2000年）是夏公百年诞辰，我们要好好纪念他，他生前把那么多藏画都捐给杭州了。”

　　2006年，沈芸最后一次在杭州见到谢晋，谢伯伯依然跟她怀念爷爷，感叹当下知音难觅。那时的谢晋，正为中国电影产业的某些迹象而担忧，“没有好片子，说什么产业。”

　　几年后，谢晋猝然离世。沈芸没想到，2006年是她与谢伯伯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