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大事件，是改写中国历史的大事件。恢复高考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宣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代的到来，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也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中国教育和全社会从此由乱转治，其重大意义再怎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恢复高考制度有以考促学的功能，能够保证高校新生的质量，加快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例如，恢复高考的当年，福建省文科的语文试卷有这样的一道2分的填充题：“《红楼梦》的作者是_____，他是_____朝的著名小说家。”如果是现在，大概连小学高年级学生都能答出这道题，1977年的高考这么浅显的题目，还有不少考生答不上来。然而，恢复高考两三年后，高考试题的难度已大大增加，考生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恢复和提高。恢复高考，让“读书无用论”一扫而空，大家都开始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考试制度通过才学来选拔人才，会导致形成青少年一心向学的风尚。科举时代，“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因此人们都明白“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的道理。在高考时代，大家也看到周围不少学子不是靠父辈的身份或关系得以升学，而是靠自身的努力，刻苦攻读来改变命运。因此高考能催人奋进、培养一种不畏困难的拼搏精神。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具有戏剧性、故事性， 因而过程激动人心，追忆引人入胜。

　　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因此有成千上万个当年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历程的个体回忆，还结集出版或印制了许多回忆文集。学界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也有相关的论文集。然而，至今尚无一本研究恢复高考的专著。现在，陈侃章所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一书终于面世，其价值不言而喻。此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恢复高考的史实，基本上讲清了恢复高考的来龙去脉，同时也纠正了一些误传。例如，作者发现对科教工作座谈会的叙述，相关书籍有不少抵牾，大多是回忆失误或采写者不慎引起，导致其后许多书籍和文章踵之原错，以讹传讹，于是做了认真的梳理辨正和史实复原，让人们得以认识科教工作座谈会的原貌。又如对邓小平在恢复高考中的作用，有流传甚广的网络文章说恢复高考不是邓小平拍板决策，本书也对之加以辩驳，厘清恢复高考过程中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全书涉及面广，对恢复高考的许多方面考证和论说相当细致，是一本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好书。

　　作者陈侃章于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对恢复高考有亲身的感受。77级大学生大多对自己参加高考的经历刻骨铭心，对高考改变命运的体会尤为深刻，遇到同为77级大学生的人往往有一种亲切感，有如科举时代同榜中举或进士登科的同年。因此，我自与作者往来之后，都称其为同年。对1977、1978 级大学生群体，我曾于2012年7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77、78 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一文，之后广为流传。侃章同年2015年3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77级、78级大学生的历史履痕》，也广受好评。2017年，曾有出版社找我，希望我撰写或编出一本有关77、78级大学生群体的著作，我广泛搜罗了相关文章，比较各种同类文章，应该说还是我与侃章同年这两篇比较全面系统和有分量。由于这两文流传较广，网络上对这两篇文章多有抄袭者，例如有一篇《77、78 级大学生：一个时代的符号》，就基本上是将我们两篇文章糅合在一起，署名不断变化，每隔一段时间就在不同的公众号推送，进而在多个网站和微信圈反复传播，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大多数读者都搞不清楚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就知识产权受损这一点而言，我与侃章同年也是感同身受。

　　“春闱”是科举术语，特指科举时代春天举办的省试或会试。作者借用这一专有词汇，来指称中国高考史上唯一在冬季举办的高考。因为 1977年的冬季，谱写了中国人才选拔史上“春天的故事”， 而且这次考试如此重要，堪与科举会试相比，所以用“春闱”来形容颇为合适和典雅。这本书不是按学术著作来写，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讲求史实的准确；也不是报告文学的写法，但搜集了鲜活的案例，讲求文字的生动，体裁别具一格。因此，本书既有真实性， 也有可读性。作为77级同年，作为考试研究者，乐见此书的面世。与作者惺惺相惜，特此为序。

　　（本文有删节）

　　刘海峰（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