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字方格纸，46页，西湖、岳飞墓、胡庆余堂、飞来峰、白塔……熟悉的地名字眼，在阁楼的阳光里跳动。

　　不久前，王群力、王牧兄妹才发现父亲留下的这叠《业务自传》手稿，仿佛又见爸爸开了灯，伏在方格稿上。

　　王士伦，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1984年~1993年），他也是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考古所前身）里的第一批年轻人，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

　　他的墓里，放了一支笔，一副眼镜，代表笔耕和目光。

　　爸爸一天到晚在写东西。爸爸不善于流露感情。

　　在看到这本手写自传前，兄妹俩对父亲跑了一生，写了一辈子的“文物古迹”，又近又远，有一点疏离。但他们知道，爸爸身上有一种极大的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来自哪里？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

浙江文物考古人

跑了一辈子

　　台上是豪华级导师阵容

　　台下是新中国首代考古“小鲜肉”

　　1953年5月初，24岁的小镇青年王士伦来到杭州，到一个新单位报到。眼前这个爬满葡萄藤的院子，完全是另一个审美天地。

　　上世纪30年代，施昕更先生在良渚的发现，成为浙江考古的发轫。但“七七事变”之后，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直到新中国成立，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开展，考古急需补充新鲜血液。

　　环城西路20号，如今的环城西路和龙游路交叉口，70年前，这里曾有一幢西式小楼，里面诞生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

　　王士伦在这里听了无数的“课”：文管会主任邵裴子每周四主讲龙泉青瓷，还有郦承铨、沙孟海、张任政、宋云彬、沈镜如等“大先生”，讲的是铜器、碑刻、版本、瓷器、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史等等。

　　1952年6月，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期考古培训班开班。此前，新中国还没有大学设考古专业。两年后，25岁的王士伦和21岁的牟永抗参加了第三期。

　　王群力找到一张旧照片，父亲和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牟永抗站在西湖边，“小鲜肉”级别的侧颜，凝视着前方。人生下半场的伏笔，似乎已埋下，他们对将要为之倾入一生的事业有前程锦绣的预感。

　　2013年，牟先生曾跟我讲过这三个月学了什么：一半室内讲学、一半野外实习。老师有研究原始社会考古的尹达，教封建社会史的翦伯赞，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裴文中，还有教奴隶社会史的郭沫若……

　　此后几十年，中国文物考古事业正由讲座下的这批新生力量开创——牟先生曾给我看过一张老照片，他和培训班同学们参加半坡遗址发掘工作，神采飞扬，笑得开怀。他搭着肩的年轻人叫高至喜，后来成为湖南省博物馆馆长，主持马王堆考古发掘。前排右一，便是王士伦。

　　爬遍杭州的山摸底石窟

　　每天写文章写到胃痛

　　王士伦早先的听课笔记和后来的业务自传，笔迹截然不同，像两个人写的。前者花俏、极有个性，而后者端正，隶书味重。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改变？

　　1953年11月，院子里来了一位重磅专家，从故宫博物院调来的朱家济，52岁。此时，浙江的文物保护工作，几乎还是一张白纸——浙江省到底有多少文物家底，保存情况如何，哪些需要保护，怎么保护？还没有构建起基本理论和方法。朱家济开始全面负责浙江地面文物的勘察、保护、维修工作，成为当时浙江省唯一的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

　　文管会的重要任务和职责，是建立起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朱家济几乎跑遍了整个浙江省，王士伦跟着他，专题调查了杭州古代石窟造像，爬遍了飞来峰、烟霞洞、石屋洞、南观音洞以及城隍山、凤凰山、葛岭、慈云岭和江干天龙寺后山、净慈寺后面的石佛洞等处，实地查看。

　　王群力在旧相册里翻到一张照片，爸爸穿着时髦的卡其色风衣，背禄莱相机，朱家济先生穿着老棉袄，好像被摄影师叫了一声，转头，定格了圆圆萌萌的脸。

　　王士伦开始跟着朱家济学书法，风格大变。更重要的是，打好了学术审美和格局的底子。

　　这一点，陈梦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位青铜器、甲骨文领域的著名学者，吃惊于眼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能选择铜镜作为学术主题，每天在写字台前写文章。

　　27岁，王士伦完成了第一本著作《浙江出土铜镜选集》，1958年1月出版，对浙江出土铜镜进行了开创性的考古调查和研究。

　　写这本书，妈妈说爸爸：悬梁刺股。夏天天热，蚊子又多，他在地上放一只水桶，脚浸在水里，继续写；他胃病厉害，写稿到胃痛，用铁锅把盐炒热，敷在痛处。

　　第一本书出版，爸爸用稿费买了只欧米茄手表——孩子都惊讶，爸爸竟然对生活有美的追求。王群力人生第一双皮鞋，17块5毛，猪皮做的。“你应该买好一点。”爸爸给他去定做了一双牛皮皮鞋。

　　王士伦在浙江的田野调查，紧随朱家济的脚步，对浙江历史文物遗迹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仅做过专题调查的浙江古塔就有50多座。

　　他说，作为具体工作来说，朱家济先生是立过大功的，自己是“起作用”。

　　从一张白纸到构建文物史迹网

　　他用脚丈量出100处省重点文保

　　王群力12岁开始学书法，爸爸嘴里经常提起沙孟海，“沙先生说的，笔笔力都要到。”小王嘀咕，为什么不直接介绍沙孟海先生给我认识呢？爸爸根深蒂固的思想，你的价值完全在于自己的本事，靠拉拉扯扯，没有任何意义。

　　小王说，爸爸这个人，太直，单一。不看闲书，不看文艺作品，只看专业书，没有文学底子，只有论文底子。

　　王士伦深信：成果来自勤奋。他说过：为了弥补学识上的先天不足，我始终坚持刻苦自学，特别是从事文物考古专业工作三十年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自修到半夜。

　　但王群力很佩服爸爸一点，有一种宏观思考的能力，比如他反复论述过的“文物史迹网”这个复杂的概念。

　　1960年，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提出，要使文物保护单位构成历史网络。王士伦听到了心里——必须构建浙江文物史迹网。

　　这种思维方式、学术构架，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些超前。他认为文物保护单位形成的史迹网，应该反映出各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运动（包括历史人物），反映出各时代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包括的内容如古文化遗址、古墓、古建筑、宗教遗迹、石窟寺、碑刻帖石、摩崖题记、纪念建筑、其他历史遗迹，“我暂且统称为文物史迹。”

　　但是，众多的文物史迹都在野外，几经沧桑。因此要构成文物史迹网，首先是普查，在其基础上进行选择，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士伦提出了浙江省第一、二批重点文保单位名单。这100处，全部脚步丈量。这是一条难走的路，他却不以为苦。

　　在成分复杂的历史中，他重新划重点，比如，五代吴越和南宋的历史重点在杭州，海外交通的历史重点在宁波，明代抗倭历史的重点在台州等。再就文物史迹的性质来说，他认为也要在历史发展的纵线上形成系统，如瓷窑，按时代和窑系形成系统；古建筑按类别各自形成系统。

　　1969年，父亲要离家。他把家里的两个木板箱漆成黑色，用来装书。考虑到不知道何时可以回来，父母商量着，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这是一家四口极为少数的合影。爸爸很难得地穿上了正式的中山装，妈妈做了头，是精心打扮的，人却很消瘦。

　　1969年的冬天特别冷。小王去看望爸爸，高低铺里，飘出大烟圈套着小烟圈，那是朱家济先生在抽烟。

　　几天后，12月29日凌晨，朱家济起夜去厕所，滑倒在地，去世。

　　王士伦没有在家里提起过这件事，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但在自传里，我找到了一句话：朱家济先生去世，我孤军奋战。（下接3版）

　　【参考文献】

　　《岳飞墓地考》《关于建立文物学的探讨》

　　《再论文物史迹网》《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

　　《浙江文物与古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