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不是轻松的事
争议和坚持必不可少
岳坟不是假的白塔不能迁他为杭州定格这些遗产
本报记者 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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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王士伦调查浙江文物遗迹 |
1998年,病床上,王士伦对儿子说,你好不好帮我一个忙。兰溪长乐村,非常经典的古建筑群,可惜外人知道得太少,你看看能不能写一篇文章?
可是,王群力一忙就搁置了,“没办法帮他。”这是爸爸人生最后想要写的文章。
爸爸一心想要小王继承自己的衣钵,想培养他对古建筑的兴趣。
但小王从来听不进爸爸的话。父子俩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热爱生活,花花草草,性情慷慨,广交朋友,接触的事物更多样化。
但是最后,活着活着,他活成了老爸的样子——父亲把这种思维方法遗传给儿子了。
不管是过去在电视台工作,还是现在捣鼓的公号“城市秘密”,王群力也擅长“架构”,正在做着和爸爸一样的事情,传承和记录杭州的城市文化。
“如果让我再搞考古,我极有兴趣,可现在没有机会了。”他笑,现在自己做“城市秘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补偿。
岳飞墓是衣冠冢?
他的考证让悬案有了定论
1970年代,王士伦面临艰巨的文保单位抢救任务。杭州孔庙保存着南宋石经等许多珍贵的碑刻,却被某单位占为工场,有的碑刻被砸毁,有的移为他用。王士伦在《业务自传》中写道,“我经过多方面的力争,终于使该工场迁走,并提出建设杭州碑林的计划,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
他毫不退让,不同意搬迁白塔,不同意把龙兴寺经幢搬走,因为文保不只是保护一个单纯的古建筑,必须和所在地的历史联系起来科学衡量价值。如今,1180岁的龙兴寺经幢,依然在延安路灯芯巷口,诉说着杭城当年的市井繁华。
历史学家罗新所说的“历史的反叛者”,王士伦是一个实践者。
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栖霞岭岳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主流说法认为是衣冠冢,葬地历来传说不一。有说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朝野遗纪》);有说在众安桥扁担岭(《岳忠武王初瘗志》);有说在天汉州桥(今天水桥天主教堂弄长寿院墙下)(《武林坊巷志》);还有说在临安菜园内。
王士伦清楚,史料,不是历史。1979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他的《岳飞墓地考》。
《朝野遗纪》载,岳飞死后,大理寺狱卒隗顺将其遗体偷偷背出城外,草葬于九曲丛祠。此庙真实存在吗?
大理寺在钱塘门内,王士伦指出隗顺背着遗骸的移动路线,必是就近出钱塘门。史载,南宋初年,钱塘门外九曲城下,建有灵顺庙,即婺源五显神寺,地址吻合。再者,隗顺不可能把遗骸埋葬到属于闹市的众安桥。他论证了岳飞遗体的初葬之处,就在九曲城下五显神祠附近,也就是后来的昭庆寺以北,现在的少年宫附近。
而如今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墓,是公元1162年,“以礼改葬”的地方,“葬以孤仪”。这个孤,不是孤独的孤。中国古代社会把少傅、少师、少保称为三孤。岳飞生前最高官阶是正一品少保。宋孝宗恢复岳飞原官爵,访求其尸,以一品官之仪,将岳飞遗骸改葬于栖霞岭,“起枯骨于九泉之下”。可见,这里并不是假坟,此时距离岳飞被害仅21年。
1978年,岳庙重修。王士伦负责主持,在墓道两侧发现两具石俑,论证了他的观点,成为“以礼改葬”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历史悬案有了定论。
要拆胡庆馀堂?
他不客气了
《古都杭州》封二的作者照片里,王士伦穿着白色T恤,戴着手表,头发略花白,头微微扬起。57岁,那是王士伦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也正逢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地面文物保护事业迈入全新的历史时期。
1980年代的一天,王士伦找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授毛昭晰:胡庆馀堂竟要拆了!
杭州胡庆馀堂国药号建筑群,杭州人熟悉的“胡雪岩故居”,在1950年代便为文物工作者所瞩目。但王士伦清楚,人们一直只是把它作为一般的古建筑看待,而胡庆馀堂的价值不能用古建筑的标准来衡量,“要把文物史迹放到历史的网络中去认识。”
1982年,王士伦写了一篇《胡庆馀堂兴衰记》,发表在当年《文物天地》第二期上,文章对杭州胡庆馀堂建筑的特点和历史价值,从文物史迹网的角度,重新进行了论述,引起了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的重视,并得到杭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这期刊物,今天读来,信息量依然满满,其中还详细解读了胡庆馀堂的经营理念。
比如过去,杭州中、小药店都配有坐堂医生。胡庆馀堂不设坐堂医生,却聘请了许多名医,致力于研制传统成药,可说是别开生面。
然而,在王士伦写这篇论文的前几年,该店要求拆除第三进。他“不客气”地写道——
我们闻讯后,当即发函给杭州市政府,提出不应拆除的理由。后来市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征求一位先生的意见。不料,这位先生却认为第三进建筑很一般,没有保护价值,结果被批准拆除……那位先生是建筑界的权威,可惜他不知道胡庆余堂建筑群是反映这家著名国药店的历史建筑,它的价值远远不是从古建筑的价值观念所能认识的。
1988年,胡庆余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扩大了人们对文物史迹的概念。“清末胡庆馀堂国药号建筑(反映国药企业史)、浙江体育会(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组织)摩崖题记、湖州钱业会馆(反映近代金融史)等,都作为文物史迹加以保护。”王士伦在《业务自传》中写道。
飞英塔里“办”培训班
带出最早一批古建人才
1980年12月24日,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文物保护行业唯一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发起人王书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文物保护要用工程的手段来解决,那就是科学技术。王士伦深以为然,“维修工程是对古建筑最好的解剖,对深入研究浙江建筑的历史、各时代各类建筑的结构和风格,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1981年,协会组了一个古塔考察团,一众专家从北京、山东、江苏,到浙江,一路考察四地的古塔。其中一站是浙江著名的湖州飞英塔,始建于唐,先有寺,后有塔,最独特的是,飞英塔是真正可以“打开”的塔,先有里面的石塔,后有外面的砖(木)塔,“塔中塔”造型,全国唯一,世界罕见。
古塔考察组实地调查后,向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提出了维修的建议。“省考古所能不能派人跟着考察组学习修塔?”王士伦把一台进口相机交给当时24岁的黄滋,现在的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交代了一句“你带着”。
在1970年代前,浙江没有古建保护方面的人才,王士伦请来国家文物局的老专家,让黄滋跟着他们学。他认为,“文献梳理是前提,最重要的是靠工程和技术,要做这件事就要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国家文物局审检批准拨款100余万元对飞英塔进行大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勘察、测绘并设计方案。
修缮飞英塔,王士伦做的第一件事,很特别:办古建筑测绘培训班,招浙江各县市的人才来飞英塔实地培训,做测绘。黄滋和同事们一直“住”在塔里测绘,那年五一,哥哥结婚,他也没有回去。
飞英塔里,走出了浙江最早一批古建筑测绘人才,后来,他们成为了各地的古建筑骨干和专家。
每过几年,王士伦就会组织办一次“文物古建筑保护培训班”,黄滋记忆中大约办了3次,飞英塔、保国寺、天宁寺,为全省各地市培养了一批文物保护专业人才。
“如果没有这样的专业和人才的积累,浙江省的地面保护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成果,这和王老师的敏锐有关。”黄滋说。
2019年,省考古所40周年纪念会上,现任所长刘斌报了一个数字,标志性儒雅的微笑:“浙江从文物资源上来讲,肯定比不过陕西、山西、河南,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浙江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73943处,名列全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