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病床上，王士伦对儿子说，你好不好帮我一个忙。兰溪长乐村，非常经典的古建筑群，可惜外人知道得太少，你看看能不能写一篇文章？

　　可是，王群力一忙就搁置了，“没办法帮他。”这是爸爸人生最后想要写的文章。

　　爸爸一心想要小王继承自己的衣钵，想培养他对古建筑的兴趣。

　　但小王从来听不进爸爸的话。父子俩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热爱生活，花花草草，性情慷慨，广交朋友，接触的事物更多样化。

　　但是最后，活着活着，他活成了老爸的样子——父亲把这种思维方法遗传给儿子了。

　　不管是过去在电视台工作，还是现在捣鼓的公号“城市秘密”，王群力也擅长“架构”，正在做着和爸爸一样的事情，传承和记录杭州的城市文化。

　　“如果让我再搞考古，我极有兴趣，可现在没有机会了。”他笑，现在自己做“城市秘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补偿。

　　岳飞墓是衣冠冢？

　　他的考证让悬案有了定论

　　1970年代，王士伦面临艰巨的文保单位抢救任务。杭州孔庙保存着南宋石经等许多珍贵的碑刻，却被某单位占为工场，有的碑刻被砸毁，有的移为他用。王士伦在《业务自传》中写道，“我经过多方面的力争，终于使该工场迁走，并提出建设杭州碑林的计划，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

　　他毫不退让，不同意搬迁白塔，不同意把龙兴寺经幢搬走，因为文保不只是保护一个单纯的古建筑，必须和所在地的历史联系起来科学衡量价值。如今，1180岁的龙兴寺经幢，依然在延安路灯芯巷口，诉说着杭城当年的市井繁华。

　　历史学家罗新所说的“历史的反叛者”，王士伦是一个实践者。

　　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栖霞岭岳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主流说法认为是衣冠冢，葬地历来传说不一。有说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朝野遗纪》）；有说在众安桥扁担岭（《岳忠武王初瘗志》）；有说在天汉州桥（今天水桥天主教堂弄长寿院墙下）（《武林坊巷志》）；还有说在临安菜园内。

　　王士伦清楚，史料，不是历史。1979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他的《岳飞墓地考》。

　　《朝野遗纪》载，岳飞死后，大理寺狱卒隗顺将其遗体偷偷背出城外，草葬于九曲丛祠。此庙真实存在吗？

　　大理寺在钱塘门内，王士伦指出隗顺背着遗骸的移动路线，必是就近出钱塘门。史载，南宋初年，钱塘门外九曲城下，建有灵顺庙，即婺源五显神寺，地址吻合。再者，隗顺不可能把遗骸埋葬到属于闹市的众安桥。他论证了岳飞遗体的初葬之处，就在九曲城下五显神祠附近，也就是后来的昭庆寺以北，现在的少年宫附近。

　　而如今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墓，是公元1162年，“以礼改葬”的地方，“葬以孤仪”。这个孤，不是孤独的孤。中国古代社会把少傅、少师、少保称为三孤。岳飞生前最高官阶是正一品少保。宋孝宗恢复岳飞原官爵，访求其尸，以一品官之仪，将岳飞遗骸改葬于栖霞岭，“起枯骨于九泉之下”。可见，这里并不是假坟，此时距离岳飞被害仅21年。

　　1978年，岳庙重修。王士伦负责主持，在墓道两侧发现两具石俑，论证了他的观点，成为“以礼改葬”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历史悬案有了定论。

　　要拆胡庆馀堂？

　　他不客气了

　　《古都杭州》封二的作者照片里，王士伦穿着白色T恤，戴着手表，头发略花白，头微微扬起。57岁，那是王士伦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也正逢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地面文物保护事业迈入全新的历史时期。

　　1980年代的一天，王士伦找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授毛昭晰：胡庆馀堂竟要拆了!

　　杭州胡庆馀堂国药号建筑群，杭州人熟悉的“胡雪岩故居”，在1950年代便为文物工作者所瞩目。但王士伦清楚，人们一直只是把它作为一般的古建筑看待，而胡庆馀堂的价值不能用古建筑的标准来衡量，“要把文物史迹放到历史的网络中去认识。”

　　1982年，王士伦写了一篇《胡庆馀堂兴衰记》，发表在当年《文物天地》第二期上，文章对杭州胡庆馀堂建筑的特点和历史价值，从文物史迹网的角度，重新进行了论述，引起了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的重视，并得到杭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这期刊物，今天读来，信息量依然满满，其中还详细解读了胡庆馀堂的经营理念。

　　比如过去，杭州中、小药店都配有坐堂医生。胡庆馀堂不设坐堂医生，却聘请了许多名医，致力于研制传统成药，可说是别开生面。

　　然而，在王士伦写这篇论文的前几年，该店要求拆除第三进。他“不客气”地写道——

　　我们闻讯后，当即发函给杭州市政府，提出不应拆除的理由。后来市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征求一位先生的意见。不料，这位先生却认为第三进建筑很一般，没有保护价值，结果被批准拆除……那位先生是建筑界的权威，可惜他不知道胡庆余堂建筑群是反映这家著名国药店的历史建筑，它的价值远远不是从古建筑的价值观念所能认识的。

　　1988年，胡庆余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扩大了人们对文物史迹的概念。“清末胡庆馀堂国药号建筑（反映国药企业史）、浙江体育会（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组织）摩崖题记、湖州钱业会馆（反映近代金融史）等，都作为文物史迹加以保护。”王士伦在《业务自传》中写道。

　　飞英塔里“办”培训班

　　带出最早一批古建人才

　　1980年12月24日，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文物保护行业唯一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发起人王书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文物保护要用工程的手段来解决，那就是科学技术。王士伦深以为然，“维修工程是对古建筑最好的解剖，对深入研究浙江建筑的历史、各时代各类建筑的结构和风格，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1981年，协会组了一个古塔考察团，一众专家从北京、山东、江苏，到浙江，一路考察四地的古塔。其中一站是浙江著名的湖州飞英塔，始建于唐，先有寺，后有塔，最独特的是，飞英塔是真正可以“打开”的塔，先有里面的石塔，后有外面的砖（木）塔，“塔中塔”造型，全国唯一，世界罕见。

　　古塔考察组实地调查后，向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提出了维修的建议。“省考古所能不能派人跟着考察组学习修塔？”王士伦把一台进口相机交给当时24岁的黄滋，现在的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交代了一句“你带着”。

　　在1970年代前，浙江没有古建保护方面的人才，王士伦请来国家文物局的老专家，让黄滋跟着他们学。他认为，“文献梳理是前提，最重要的是靠工程和技术，要做这件事就要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国家文物局审检批准拨款100余万元对飞英塔进行大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勘察、测绘并设计方案。

　　修缮飞英塔，王士伦做的第一件事，很特别：办古建筑测绘培训班，招浙江各县市的人才来飞英塔实地培训，做测绘。黄滋和同事们一直“住”在塔里测绘，那年五一，哥哥结婚，他也没有回去。

　　飞英塔里，走出了浙江最早一批古建筑测绘人才，后来，他们成为了各地的古建筑骨干和专家。

　　每过几年，王士伦就会组织办一次“文物古建筑保护培训班”，黄滋记忆中大约办了3次，飞英塔、保国寺、天宁寺，为全省各地市培养了一批文物保护专业人才。

　　“如果没有这样的专业和人才的积累，浙江省的地面保护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成果，这和王老师的敏锐有关。”黄滋说。

　　2019年，省考古所40周年纪念会上，现任所长刘斌报了一个数字，标志性儒雅的微笑：“浙江从文物资源上来讲，肯定比不过陕西、山西、河南，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浙江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73943处，名列全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