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悠悠

　　□郑小悠

　　女，1987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作品有《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获得“2019博库·钱江晚报春风悦读盛典”年度新人奖。

　　“在新的章印管理办法出台前，我独自保管这些章，白天绑在裤腰带，晚上放被窝里，期间我承担掌印责任。”上个月底，李国庆对于“抢公章”一事发布声明。在此我们不讨论国庆总种种，而是来聊聊“掌印”这个事。

　　有请钱江晚报的作家朋友郑小悠，她的研究方向是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哎呀，看到掌印这个词好熟悉，我专门写过清代刑部各司的职与差，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差遣就是掌印。不过清朝的掌印和国庆总说的不是一个意思，清朝人不是直接把印别腰里，而是把存放印的盒子的钥匙别在腰里，还得用漂亮的小荷包装饰，以示自己在单位吃得开，所以掌印的全称是‘掌管某司印钥’......”

聊聊“掌印官”

　　官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章，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里，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管子·君臣上》里面说：“是故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则又有符节、印玺、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注文做出解释：“符节、印玺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

　　古代没有发达的身份识别技术，也没有电视、网络给人出镜露脸，是以兵不识将，民不识官，是政治生活的常态。所以很大程度上讲，上到君主，下至大小官员，他们手里持有的印玺，就是他们身份的标志，是为公信力背书的最重要凭证。

　　关于印玺，有很多家喻户晓的故事，比如东方六国合纵抗秦的标志，是让苏秦佩戴六国相印；比如孙坚偶然从井里捞出传国玉玺，就引起袁术的强烈妒忌，必欲夺之而后快；再比如著名的明初四大案里有户部空印案，一件官吏利用空白文书舞弊的行政小伎俩，被朱元璋大肆发挥，杀人无算。《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史湘云嘲笑贾宝玉糊里糊涂东西随手丢时说：“明日倘或（当官）把印也丢了，难道也就罢了不成？”可见世上最糊涂事，莫过当官丢了印，若是一个当官的把印也丢了，直如同为人丢了脑袋也差不离。

　　随着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单个行政机构内部的部门分工、人员配置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作为一个机构或是一个部门信用象征的官印应该由谁负责管理、使用，即谁是“掌印”者，历代是有所变化的。

　　根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各机构掌印的，大多是“主簿”，这个职位显然不是所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而是主管文书工作的佐官。因为印最重要的作用是盖在文书上，使之产生行政效力，所以由负责文书的官员掌管官印，从行政角度讲，是说得通的。

　　到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蒙古统治者治理汉地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任命蒙古、色目人担任各级“达鲁花赤”（蒙元时期的官名，中央政府设置于各级政权的监临官）主持本地工作。达鲁花赤们因为语言或是能力、个人意愿问题，在具体行政事务中，未必事事躬亲，但监督汉族官吏、在重大决策中拍板的职责必不可少。所以《元典章》中专设掌印的条款，要求“印信长官收掌”，即由达鲁花赤担任掌印官。当然，长官掌印并不是要他随时把官印别在腰上，印信的日常保管，还是由司吏们具体负责，长官需要用印时，再向他们去要。所以《元典章》中又有“司吏知印事”一条。

　　明清两朝继承了元朝的这一传统，“掌印”成为机构、部门“一把手”的标配。

　　大家熟悉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是明朝十二监中的一号人物，是司礼监的长官，主要职责是在皇帝的“批红”上盖印，而同样为人熟悉的“秉笔太监”，即负责起草“批红”的太监，权位则下掌印一等。

　　清代的最高级行政机构六部内设有司，各司均有分管，权力不小。所以六部不但有堂印，各司还另有司印，由本司能力较强、资历较深的满人司官担任掌印。

　　不过，清朝六部各司的掌印并非掌管印信，而是掌管印钥，所谓印钥，就是盛放司印盒子的钥匙。那些在六部工作的满人官员，都以能配戴本司印钥为最高荣誉，每每要制作个漂亮的小荷包作为装饰，把钥匙挂在腰间，作为炫耀的资本。

　　由于一部之内能力、资历，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满人司官不多，所以又有兼司任掌印的情况。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那位鸦片战争期间专和林则徐过不去的琦善，在刑部作司官时，竟能同时“佩七司印钥”。腰间挂着七把钥匙，行走同僚之中，其风光可知。

　　掌印虽然佩戴印钥，但印信本身并不归本司管理，而是放在部里的“当月处”保管。所谓当月处，大概相当于现在部委的办公厅值班室，由官员轮流值班，每天两人。各司的重要文件写成后，由掌印官用印钥从当月处取回司印，加盖在文件上，文件有填改字句和拼接纸张的地方，也要用印，以防官吏舞弊。

　　因为“掌印未至，印不得启”，所以本司所有需要盖印的文件，都必须经过掌印官认可，掌印官的“一把手”地位就这样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