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缺少了水，江南的历史或许会完全不同

　　刚柔相济，水为何是江南文化之魂

　　提及江南，水村山郭、烟柳画桥、“小桥流水人家”的经典景致总会立刻浮现在眼前。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对江南的描绘和赞誉往往绕不开水。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明艳生动，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闲适空灵，也有“人家尽枕河，水巷小桥多”的宁静恬淡。江南这个诗意的指称，在水的滋养下更显丰富的意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杨建华教授介绍说，水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是江南文化之魂，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已然深深浸润到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文明因水而生

　　经济因水而兴

　　“水是江南的一张经典名片。”杨建华说，在江南文化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水的地位不容忽视。

　　江南地区气候湿润，降雨量大，造就了水系发达、江河密布的自然条件，这也为千百年来水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文明社会期间，江南一带曾先后出现萧山跨湖桥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嘉兴马家浜文化、青浦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早期文化。这几支前后绵延四五千年的文化间，在经济形态、生活习俗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共性，其中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以水为核心。

　　仅从命名中看，湖、河、浜、泽、渚……都离不开一个水，如良渚的“渚”字，本义即为水中间的陆地。

　　到了隋唐时期，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逐渐建成，江南水系更为完善，扬州、淮安等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随后，江南依凭江河海陆之利，开拓海外商业贸易。隋唐时江南贸易就远达日本与南洋，五代吴越国时期已开辟了与多国的海上商贸航线，最远可至阿拉伯国家。两宋以来，江南很多城市更是建成了东南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例如温州设有“来远驿”、“待货驿”以接待外商，杭州则被欧阳修描绘为“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

　　明清之际，在这样开放、兼容的条件下，“西学”最早从江南输入中国。明末年间，江南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就是最早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探索富国强兵之术的重要成员。

　　“江南地区，文明因水而生，市镇沿河湖而建，社会经济也因水而兴。”杨建华说，“如果缺少了水，江南的历史或许会完全不同。”

　　衣食住行都与水相关

　　水文化浸润到江南生活方方面面

　　杨建华指出，水对江南文化的浸润之深远，可以从江南地区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找到例证。

　　江南地区温热湿润，雨量充沛，水网纵横，非常适宜稻谷生长。早在8000年前的余姚井头山遗址中，就有碳化稻米出土。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该地人们就成功种植了籼稻。久而久之，形成了与中国北方截然不同的“稻作文化丛”。

　　在菜食上，河湖交错的江南盛产鱼虾螺蚌，这些鲜美的水产也成了江南人的佳肴。

　　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淡水鱼骨，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中也能看到堆积成层、敲去尾部的螺丝壳。西晋文人张华称“东南之人食水产……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盐铁论·论菑篇》中记载“江南人美蠃（螺）蚌。”

　　此外，江南人擅长以水为媒，用蒸、煮的方式烹调美味。在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遗址里，都能看到一种置箅（竹制的蒸架）蒸食的鼎和釜。“渐渐地，食稻啖鱼、煮蒸做饭成为江南人生活习惯中的重要组成。”杨建华说。

　　江南人很早就掌握了纺织技术。在良渚文化的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以家蚕丝为原料的绢片、丝带之类的织品，这些织物都是先缫而后织。而缫丝工艺需要大量的水，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沸水煮茧已很普遍。

　　水文化还影响了江南地区的建筑形制。古时江南人架竹木为屋，分上下两层，上层居人，下层养畜置物，底部悬空，有效防止了地面的潮湿。这种建筑在杭州水田畈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直到今天，我们在浙江境内还能见到这种形制。

　　杨建华介绍道，如果说古时中原地区的人们是造车打破了地理界限，促进了诸国融合，那么江南人正是以船征服了水堑阻隔，扩大了文化交流。越绝书·纪地传》中说：“越人之性，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到春秋战国时期，吴国、越国造船技术不断进步，甚至可以制造海船，与中原诸国作战。

　　“江南百姓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水，可见水文化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之深远，地位之重要。”杨建华笑着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江南风情文化如水般刚柔相济

　　杨建华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江南地区独特的人物风情和文化内涵，赋予它们刚柔相济的特点。

　　在小桥流水、吴侬软语的江南，自然形成了一种空灵流动、诗化浪漫的文化氛围。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他认为，相较于长城饮马的北人之气概，江南草长，洞庭始波，才是南人的情怀。

　　“水有一种至善至美的品格，它宁静、恬淡、包容，体现着一种轻灵、飘逸、富于想象的气质。”杨建华说，“江南人既有这样的情趣，也不乏雄俊、耿介的个性。”

　　历代典籍史书总评价江南人为“柔而不屈，强而不刚”，“人性惠柔，善进取”。吴越多秀民，但江南人也爱持旗踏浪、闯滩弄潮，这种对水的征服，铸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慷慨气节。

　　江南人的想象和浪漫情趣使得他们习惯以诗化的语言去思考事物，表达情感，因而，该地区的文学创造早已萌芽。其中历史最久的代表性诗歌应是记载于《说苑·善说》里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后人将这种江南民间歌谣称之为“吴愉越吟”。它像水一般的纯真温婉，袅娜空灵，与中原“雅”、“颂”诗典重质朴的特点截然不同。

　　春秋以后，江南的“吴愉越吟”逐渐流传至全国。汉乐府诗集中的吴声歌曲、魏晋时期由谢灵运首创的山水诗、南朝梁萧统的《文选》、宋词、元杂剧、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明末清初的《桃花扇》、以及在江南兴起的昆曲、越剧，都可说是吴愉越吟的传扬与再创。“它们都是江南水文化的艺术呈现，是诗意的瑰宝。”杨建华说。

　　水，撩起多少人的情思，吟出多少瑰丽的诗篇。江南由水铸造，由此而形成了江南人特定的历史发展、生活方式与风情文化。在杨建华看来，水是江南文化之魂，无碧水则无诗画江南，无碧水则无人文江南，无碧水，则更无世界性的经典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