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梁鸿对谈的那几天，这位著名作家、学者正忙不迭地动用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对付”读中学的儿子。

　　家里茁壮成长中的“后浪”正在以越来越自成一格的“新思维”挑战“前浪”，母亲因辩不过少年给她上的“哲学科学课”时有困扰。另一方面，梁鸿是一位“不够洒脱”的母亲，这些年无论多忙，她一直不曾缺席儿子的成长，陪他度过了很多阅读时光，现在，她感觉到不完全是她在教他，他也在教她。

　　生于1970年代的梁鸿，从“梁庄”出发，这些年早已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但梁庄的泥土仍在她脚下，梁庄的“神圣家族”还有更多的声音想发出。

　　最近，梁鸿推出了新长篇小说《四象》，里面的乡土人物的根与魂缠绕故乡，从未离开过“梁庄”。

作家梁鸿再说“梁庄”——

所有的悲欢，都来源于我们试图相通

　　《四象》跨越生生死死

　　这些年，梁鸿是执着的乡土中国的亲历者与观察者。一个爱与痛纠缠，在中国城乡大迁移中归去来兮的“梁庄”横空出世。在以“梁庄”为主场的叙事上，梁鸿又尝试了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跨越。

　　《四象》是《梁光正的光》之后，又一部更特别的长篇小说。主角是一个在墓地边放羊的精神病人和三个亡灵，就像梁鸿在“后记”中说的，死者不会缺席所有的人间悲喜剧。《四象》跨越生生死死，成为评论家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中西方文化不同，比起死，中国人的乡土文化更爱谈论生。我好奇梁鸿如何在写作此书的日子里面对那么多已经作古的梁庄人？她说，“其实还是有压力的，但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写作过程中，这又是一个故事，你在摆弄框架，又有一个疏离和创造的感觉，所以也并非是那么完全的压抑。”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写《四象》的日子时，梁鸿确实经常会梦到一些人物。“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对我内心影响挺大的，我觉得自己写作以后真的是‘人我不分’，‘人戏不分’的那种疯魔状态，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恍惚，做梦本身就是那种恍惚状态，也可以称为迷醉状态。”

　　梁鸿笑称自己不太女人，很多人都说她特别不像女性，不过熟悉她的朋友，又能发现她其实有非常女人的感性的一面。她在倾听别人的故事，或叙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非常容易进入一种与他人“共情”的状态。

　　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她时常眼圈红了。

　　在生活中，梁鸿泪点有点低，但写作中的梁鸿，却时常提醒自己克制情感。

　　“我会有意识地去克制一些抒情性的东西，但总体而言，那种感性的东西，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写作和生成力量的起源，而不应看成一种阻碍，最终你不管是用冷峻的笔法，零度叙事的笔法，还是什么样的笔法来写，情感这东西都应该成为你最初生成这个文学作品的一个根本。”

　　“梁庄”不仅仅是一个村庄

　　《四象》注入了梁鸿极大的情感，《四象》又是一个寓言，小说经过春夏秋冬，经过自然的荣枯，有各种残酷又粗砺的描写，生命来了又消失了，她勾勒出百年来乡村社会的生态，这“四象”，仿佛同时受着时代风云变幻和乡村宗族自有生存法则的双重作用力。

　　书中有一句话，“人得有根，人无根则无性”，那么“梁庄”的百年（事实上不止百年历史），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

　　梁鸿说，她所说的“根”，可能更多地是指一些恒定的东西，譬如大自然，譬如人类灵魂中对善良纯真的敏感。这些东西所派生出的，譬如对家的爱，对历史的关注，等等，这是不变的东西。

　　“反而，对于‘村庄’本身的兴衰，我倒并不真正在意，那只是物质的载体。‘梁庄’给予我的归属感，不是‘村庄’这一形态本身，而是村庄里面所包含的生命、岁月和记忆，它们和那条河，那片墓地，那些房屋一起，构成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起点。”梁鸿说。

　　接下来的写作，会不会“离开”“梁庄”？梁鸿透露，写完《四象》，她手中还有好几个题材在琢磨，她相信肯定有一天，她会脱离“梁庄”、家族的这个叙事中心，打开另外的天地。

　　“突然一想，原来真的是跟家族关系还始终没有脱离，但是我觉得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毕竟还在生，还在活，有一天你一定会跋涉出来，会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其实有另外一部小说，我已经准备了十几年，光提纲都写了好几万字，一直在那放着呢。”

　　梁鸿，中原女性的身体仿佛是一个蓄满情感的仓库。在梁鸿身上，你会相信：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对谈

　　钱江晚报：《四象》仿佛给梁庄打开了更宽阔的一个天地，它的故事跨越了三个庚子年。您从纪实梁庄、虚构梁庄，到打通地上地下，跨越百年的魔幻梁庄，“梁庄”这个梁鸿创造的地理符号，还将怎样生长下去？

　　梁鸿：对《四象》而言，“梁庄”可能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中国大地上的村庄，与真实的“梁庄”之间是亦真亦幻的关系。因为每一个村庄都可能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但就我自己而言，“梁庄”是一棵不断生长的大树，是那条永远奔腾的大河，是那个有着墓地的高高的河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来到这里，生活、创造、失去，最终生成一个新的“梁庄”。

　　钱江晚报：《四象》里的那个反复出现的河坡，记得好像你在一个回故乡的纪录片里也出现过。您通过多重写作，是否认为“梁庄”的自然风物与生生死死，可以指代中原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一切人间悲喜剧？

　　梁鸿：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这是人性本质的狭窄之处，但是，另一方面，人类所有的悲欢又都来源于我们试图相通，所以，才有欢乐、嫉妒、愤怒、悲哀，等等。再回到你的话题上，“梁庄”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中原大地乡土中国的悲喜剧，它是人类试图相通的一种样态，是人类情感大家园中的一份子，其内在的情感是普遍性的。

　　钱江晚报：《四象》里的黑林子是种象征吗？感觉是在桃花源和人间地狱之间。你在构建一个桃花源，同时又很快打碎它，揭露它？

　　梁鸿：是的，“黑林子”确实是一种象征，因为整本书是带有很强的一种象征的味道，那样一个大院就曾经代表一种知识，一种现代开放的一个地方，然后变成一个黑林子，一个关押犯人的所在，一个历史的象征。同时“黑林子”也是现实生活里面一个点，你说一个污点也行，一个不能随意消除掉的，或者不能让我们绕过去的一个点，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它的影响，所以在某种影响上，黑林子跟桃花源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

　　其实我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来没有“桃花源”的一个乡村，因为乡村里边住的也是人，只要有人，就有人性的各种挣扎，各种表现，而在中国，由于乡村是一个家族宗族为主的存在，所以他更多地体现出人在这样一种文化制度之下的挣扎，更多地显示出一种家族性和传统性，但是，这并非是人物唯一特性，它只是特性之一。所以我觉得，“桃花源”可能只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我们在城市也可以建造一个桃花源，只不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桃花源更多的指向乡村。

　　换句话说，其实“乡村”并不是一个终极所指，比如说当现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当现代文明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把目光拉回到“乡村”，好像“乡村”里的种种才是我们应该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晃动，这种悖反，特别值得我们思考，不管是“梁庄”、还是《神圣家族》还是《梁光正的光》，其实我都想避免这样一种终极所指。

　　钱江晚报：贾樟柯曾说“梁庄太不女性”了，跟以往70后女作家成为“网红”时的写作完全不一样，您在写作时，有没有被“女性”身份干扰过呢？还是写作的时候是完全忘记性别的写作？

　　梁鸿：可能大家有一种认知惯性吧。你或许说不清楚女性是什么，但你一定会知道，“这个太不女性了”。作为一个“太不女性”的女性写作者，写作时可能会忘记性别因素的存在，但因为你本人是女性，对女性命运的体会肯定不同于男性，所以，自然，多少都会些性别视角在里面。我反而认为，一个现代作家，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性别意识”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这几乎可以算作是一个评价标准。这样说是不是太苛刻了？但应该就是这样。

　　本报记者 张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