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历史，是这两年的出版热点。最近，北京大学宋史学者赵冬梅女士，推出了新作《大宋之变，1063-1086》。

　　1063-1086，用赵冬梅的话来说，这是宋朝历史上最关键的24年。

　　不久前，赵冬梅在我们小时书友群与读者进行了分享，她从1063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讲起。

　　提到北宋，我们脑海中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群星闪耀，但没有抑制住北宋由盛转衰的脚步，问题出在哪里？

　　赵冬梅认为，有一些在宋朝建国以来发展出来的好的东西，在1063-1086年这24年间发生了质变。

　　这个好的东西是什么？

　　在赵冬梅看来，封建社会自秦始皇就开始万世一系的梦，但实际上万世一系、长治久安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看到的是一遍又一遍的王朝政治的循环，但实际上在这个循环当中有一些东西，曾经是进步的。这个进步我以为就发生在北宋的前中期——1063年以前。”

　　在她看来，倘若一个国家存在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同时这个纠错机制又能够有效运行，就能够做到长治久安。

　　这个纠错机制以及让这个纠错机制运行有效的大环境，在北宋的前中期，已经产生了。

　　从960年宋朝建立起，包含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和宋仁宗的统治。在赵冬梅的梳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特别是太宗朝以后，不管什么样家庭出身的男性，只要肯读书、肯上进，都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赵冬梅看来，从太宗到仁宗朝，科举制度建设都是非常完善：“我常常说一句话，我们都知道高考的那些防弊措施，宋朝科举就都有了。”

　　宋朝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逐渐地变成了统治集团的核心、主流。他们熟读儒家经典，同时耳聪目明。他们在接受科考的训练当中，除了要读儒家的经典以外，还要写一种很重要的文章——策论——要引用儒家经典，同时还要考虑并解决当世所面临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电视剧《清平乐》热播，网上流行一个词儿叫作“默写背诵天团”，因为今天语文课本上很多古文都来自那个群体。

　　但是，赵冬梅想补充的是——他们绝不仅仅是美文的制造者，他们在文章的写作上，其实是韩愈的传承，是要文以载道，他们绝不可以简单地被拿来跟今天的作家相提并论。

　　“今天的作家大多是以写作为生的人，但是那群人是以治理国家为志业的人，所以他们的文章其实除了课本儿里那些，更多的是直接讨论政事的。”所以，赵冬梅常常会跟自己的学生说，学宋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读的宋人的奏议、宋代的史料当中有大量的美文。

　　在赵冬梅看来，宋仁宗时期出现了王朝政治最好的状态。

　　“除了宰相、大臣以外，宋朝还发展出来了一套台谏官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纠错机制。”也正因如此，范仲淹做台谏官的时候，欧阳修给他写信祝贺。在当时有政治抱负的人看来，如果不能做宰相，就要做台谏官。因为宰相和台谏官，他们没有具体的职责范围，正因为什么都不管，因此什么都管。

　　由此可以推想，如果小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纠正，矛盾就不会过于激烈，王朝就不会出现内部的崩溃。

　　但是，1063-1086年间，那个良好的政治氛围是如何消失的？赵冬梅认为，这24年当中，制度都还在，但是不能够再起作用。

　　北宋前期的皇帝，是要接受监督和制约的。但在帝制时期，对于皇帝，只有软的约束而没有强制性措施，这些软的约束包括：祖宗法度、儒家经典，而北宋前期公认的皇帝需要接纳的还有第三个软性约束就是公论：即舆论和人言。

　　“在这24年当中，我们知道王安石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作三不足：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赵冬梅认为，王安石把所有这些能够约束皇帝的软的东西全部都拿掉了，这样一来，没有什么还能够约束皇帝。而皇帝怎么想、怎么做，对于王朝政治的走向影响巨大。

　　《大宋之变，1063—1086》，是从皇帝的家事开始说起的，所以，作为严肃的史学作品，它依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我写了一本连我妈妈都说很好读的书，她先读了《前言》和《后记》，然后说很顺畅。”赵冬梅说。而大宋的转折就在她流畅的笔调中，一一发生。

　　《大宋之变，1063—1086》

　　赵冬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报记者 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