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结束,“码”上改的态度值得赞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苏州市的苏城文明码被标注“测试结束”。不久前,苏州在“苏城码”APP(2.0版本)上推出了文明码,称之为全国首创,引发外界热议。苏州文明码在功能介绍中,称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文明积分等级高的市民将可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乐的优先和便利。这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对此,苏州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外界之所以对文明码有较大争议,其实是对这个试行方案存在着一定的误解,以及担心公权力过度介入私人和道德领域。应当说,苏州此次的出发点是好的,想利用数字科技将管理更上一个台阶,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对问题的考虑不够全面,以致于引发误解。
一些网友的看法不无道理。当社会管理如此“精细”,把个人隐私置于放大镜之下,用简单的标准严格管理,是否有违法治精神?
法律是社会管理的标准底线,公共政策的出台应当符合法治要求,具备确定性、可预期性、可实现性等基本法治特性。但是,此次苏州文明码的一些规定在这方面似乎欠缺了点。
其一,对隐私权的考虑不够。的确,如今健康码通行全国,对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染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不等于说什么事都需要弄个码出来。苏州之前出了个苏城码APP,后来又出了苏康码,如今又来了文明码,数字化是好东西,但在相关的法律没有健全之前,“码”的使用不应过度,大数据是有使用边界的,比如要尊重公民的隐私权。
其二,文明码的“文明分”设计不够客观。按照设定,没汽车的人文明分会比有汽车的人高,因为他们不需要开车所以不会在开车上被扣分。文明积分高的市民可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乐的优先和便利,有何法律依据?是否有违社会公平?文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不应当量化为简单的积分,没有任何一种完美的算法,能给一个人得出是否文明的总结。
公共政策理应法治化,可以补全公共政策的漏洞。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在政策领域的具体应用,需要有公共政策权力的合理约束和对公共政策程序的适当规定。比如,按照程序举行听证会,让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毕竟鞋子是否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最清楚。
好在苏州有关方面表态说:“我们也在反思,应该在测试前更多征求各方面意见,且没能在第一时间跟进进行充分解读,导致了外界的误解和误读。”这是一个好态度,希望以后出台公共政策时,更加谨慎、更加具有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