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俞任飞 陈曦 文/摄

　　8月30日，蒋益权（化名）收到船厂通知，自己的渔船终于检修完毕。

　　“还好，总算能赶上开渔。”从7月份起，50岁的老蒋一直心绪不宁，整个太湖沿岸，禁渔的消息已传得沸沸扬扬。8月10日，他在晒鱼场上忙着打桩架网，结对的江苏渔民急匆匆打来电话，“听说是今年全年都搞不了……”

　　5天后，确切消息传来，太湖将于10月1日收回渔业生产者捕捞权，停止全部捕捞工作。

　　“现在还能捕就不错了。”他火急火燎地加雇人手，连夜赶活，才算完工。

　　留给蒋益权们的时间，还有最后一个月。

本来他想大干一场的

　　8月31日一早，蒋益权的船从太湖西南岸的长兴新塘港出航，在无锡一带的太湖湖域下锚停泊，第二天再和江苏渔民会合，等待渔获收网。

　　太湖捕鱼早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链。渔民以家庭为单位——一对有经验的江苏夫妻档船老大，十几个外地请来的帮工，两条大船再加若干舢板。在9月的捕捞高峰期，他们几乎不下船。渔获由湖州鱼贩第一时间上船收购，再运至码头，卖给批发商、饭店老板，直至千万消费者手里。

　　老蒋，就是其中收鱼上岸的鱼贩之一。

　　二十出头时，“渔二代”蒋益权就曾在太湖上讨过生活。20多年前，贩鱼是个靠天吃饭的买卖，一旦碰上下雨，只能眼看着鱼鲜大片烂掉。

　　勉强干了四五年，依旧是不亏不盈。一气之下，他卖了船，转行做起大棚蔬菜种植。

　　但是，之后连着三年，太湖渔业捕捞产量大幅上涨：2017年，6.5万吨；2018年，6.96万吨；2019年，7.2万吨，鱼价也升个不停。

　　鱼贩们管收鱼价格叫“湖面价”，去年的“湖面价”较前年涨了一成多。湖州附近的鱼贩，甚至愿意提前向合作的江苏渔民支付逾10万元的定金，提前一年“抢座”。

　　看着这个利润，蒋益权又心动了。去年10月，他专程去了趟江苏宜兴，谈妥了一条渔船。打船、购置设备，租赁场地，前后又投了20多万元。

　　本来，他想大干一场的。

如今一网上来就是过去的百倍

　　9月6日，凌晨3点19分，近百条渔船在新塘港内待命。

　　渔民费兰宝撑一杆长篙，悄悄驶离湖岸。他在甲板上点起3支手指粗的香，祷告风调雨顺，鱼虾满仓。他身后的码头上，65岁的王金成（化名）正指挥着两个伙计，把120块50公斤重的冰块齐整地码在船头。

　　3小时后，他们将陆续启程。

　　王金成的船是4年前买的。他和另两家人集资，打了条核载8万斤的大船。船前有两个2米见深的货舱舱门大开，“去年头网打了6万斤，成绩算是中上，今年希望能满仓。”王金成听说去年有人一网捞起十几万斤，最后一个月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30万斤。

　　在王金成记忆里，尽管每年收成不同，但太湖渔获一直在增产。有历史记录，太湖天然渔业捕捞产量自1950年起持续上升，并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增长高峰。从2003年至2019年，渔业产量增长超过100%。

　　增产很大程度来自于捕鱼技术的发展。

　　上午8点，王金成过了小雷山岛，到达指定水域。合作十几年的宜兴渔民观察过风向，扎下渔簖，2条捕捞船拉起近2公里长的巨网，把鱼往网里赶。

　　这是太湖最常见的捕捞方式——高踏网捕鱼，一网直到湖底，无论大小，照单全收。

　　下午2点，固定在渔船间的高踏网逐渐收紧，渔工们拔起渔簖，一侧八九名渔工胀着脸，卖力地扎紧渔网。湖水被数不清的梅鲚鱼、银鱼、白虾挤满，几条鲢鱼、白条不时跃出水面，溅起一串水花。

　　“少说三五万斤。”王金成笑着发动船机，在隆隆的马达声中靠近渔网。这一网，意味着五六万元的收入。

　　王金成船上3个200公斤的鱼箱在几分钟内被装满。2小时后，一船鱼鲜被分拣完毕。王金成接过记账本，梅鲚鱼收成是183箱，36600斤。他摇摇脑袋，并不满意。

　　5天前，蒋益权的开渔头网也不理想，离预想的3万多斤还差着三分之二。王金成把减产的原因归结于天气，“先是洪涝又是旱，难免收成不好。”王金成和多数渔民一样，并不完全认同太湖里的鱼少了。他总是乐于比较，过去驾着帆船出航，用兜网捞上一夜，也不过百来斤收成，而如今一网上来，就是过去的百倍。

要禁就要真禁，真执行

　　王金成不明白的是，渔业产量不断上升，太湖渔业结构怎么会失衡？

　　前些年，随着太湖富营养化加重，以浮游生物为食的小型鱼类产量大幅提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王金成承认，最近这几年捞上的鱼类品种少了，河豚、鳡鱼基本没了，河鳗也少得可怜，除了最常见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剩下最多的，“基本全是几公分长短的小梅鲚。”

　　太湖鱼虾种类减少已经得到了证实。据江苏省曾经调查发现，由于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太湖鱼类已从上世纪80年代记录的107种减少到70多种。

　　另一项调查范围更大的研究发现，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渔获物中四大家鱼的比重不仅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由20%以上下降至10%以下，而且优势年龄组也由3~4龄衰退至1~2龄。

　　太阳西斜，65岁的王金成抿着嘴，外露的胳膊黑得发亮。渔季后，他还得变着法子补贴家用。为此，他种过茄子，拉过肥料，也在工地上做过小工。

　　情况在几年前起了变化，王金成赶上了拆迁，分到了3套新房，儿子也办起了新厂，生意还算红火。

　　“在家也是闲着，又是看到这些工具，心总是痒痒。”对于捕鱼，王金成始终割舍不下。

　　不过王金成已经接受了“禁捕”的事实。家里还有个2岁的小孙子，他打算“退休”回家，享享清福。

　　也有渔民放不下这份还算丰厚的收入，在新塘港里逛上一圈，依然能听到“只要不收渔具，偷着我也会捕”的声音。

　　而随着全面禁渔的推进，对非法捕捞的执法需求或将持续增加。

　　“要禁就加大力度，你偷着捕，我偷着捕，最后等于没禁。”王金成希望，“十年禁渔”能够真正实现。